四

觀察一個時代的小說，不僅要看作家如何處置語言和形式，也要看他如何處置欲望、經驗、身體、靈魂等事物，而後者正是敘事倫理有別於敘事美學的地方。

敘事倫理關註個體生命的展開，關註一種敘事如何與讀者共享一個生命世界，並由此激起一種倫理感覺，甚至激起一種渴望修改自己生命痕跡的沖動。個體的嘆息，生活的碎片，道德的激情，可有可無的夢想，這些在堅硬的現實世界里或許是多余、無用的材料和感受，卻構成了文學寫作的基本經緯。只是，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個體一直在爭取自由和夢想的實現，但在前行的過程中，蔑視個體、壓抑生命的力量也非常強大，除了審美邏輯，政治邏輯、革命邏輯甚至軍事邏輯，在一些時段都想取得文學的支配權、領導權 —— 遵命的寫作、被時代的總體話語同化的寫作，也從未斷絕。許多的時候，文學敘事只能淹沒在社會大敘事中，個體的聲音也不斷地被修改或被刪除。

但社會喧囂、思想紛爭終歸要退去，文學最終要面對的，不過是那顆孤獨的心，那片迷茫的生命世界。文學描寫的對象，與其說是風起雲湧的社會生活，還不如說是那片內心的荒野——至少，現代小說的著力點是在於此。西方小說自卡夫卡始，中國小說自魯迅始，都共同致力於現代人生存處境的勘探和追問——人生的疑難，無地仿徨的苦悶，在深淵中的呼告，來自彼岸世界的應答，這些看似是哲學問題，其實也是具有現代品格的文學普遍暗藏的主題。小說首先是直面生存、挖掘內心秘密的，理解了它作為一種倫理的存在，和小說有關的語言、結構、視角、敘事人稱等美學問題，才有討論的必要。

因此，強調文學敘事中的個體倫理、生命倫理，其實是要在文學的現實、人倫、民族精神的維度之外，重構起一個關懷存在、追問人生意義的靈魂維度。這是二十世紀來中國小說演進中一道不太被人重視的敘事潛流——那種用靈魂說話，用生命發言，用良知面對世界，並超越世俗道德判斷的寫作，業已成為最值得重視的文學段落。這種寫作，不願服從社會大敘事，也不輕易聽命於人民倫理，它省察個人生命世界里的殘缺和斷裂，陳述自己的罪和悔，追問人生的終極意義，超越一切人倫的俗見，它的最高境界是進入藝術和精神的大自在。

它要回應的是中國傳統中超越善惡、直面靈魂的敘事精神，並從西方文學資源的借鑒中，進一步深化這一精神的意義。但是，考察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個體倫理常常被逼到一個狹窄的角落，強大的人民倫理和集體倫理總是在規訓民眾的身體、感情、記憶和日常生活，以求通過文學發出時代性的、響亮的聲音。即便今日的文學處於相對自由的境地，可隨之而來的消費和商業的力量，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集體倫理？正如這些年來，文學界總是強調個人寫作，可當個人寫作普遍重復著同一個主題，並為經驗、欲望和身體話語所控制的時候，個人寫作也就變成了新的公共寫作——寫作是被專斷的思想所奴役，還是被消費主義的力量所奴役，本質上是一樣的。集體倫理總是要求每一個人在現實、政治或消費潮流中作出清晰的決斷，而好的文學往往追求模糊敘事，它不判斷是非，不決斷善惡，不給生活下結論，也不做良心的裁判，而是盡可能的去理解每一個人，理解他生命中的一切感受和變故。政治和消費都試圖給予生活一種意義，而文學的目的是發現生活的意義。

——去理解，去發現，而不是去決斷，這是文學敘事最基本的倫理之一。好的文學研究，也是重視作家如何理解人、理解生命，以及如何面對這些生命內部潛藏的善、惡與絕望的風暴——當這些生命的景象得到了公正的、富有同情心的書寫，真實的個體就出現了：張揚文學敘事中的個體倫理，就是要讓個體的生命發出聲音，並被傾聽；個體的痛苦得到尊重，並被抱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小說關於個體生命的敘事，主要是參照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經驗和哲學思想，那種悲傷、孤獨和痛苦，也多是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而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模仿、借鑒之後，如何才能講述真正的中國經驗，讓中國人的生活洋溢出本土的味道，並找到能接續傳統資源的中國話語，這一度成了當代作家普遍的焦慮。或許是為這種焦慮所驅使，不少作家近年都有一種回退到中國傳統中尋找新的敘事資源的沖動，他們書寫中國的世道人心、人情之美，並吸收中國的文章之道、民間語言、古白話小說語言的神髓，以求創造出既傳統又現代的文體意識和語言風格。這種後退式的敘事轉向，同樣可以看作是現代性的事件，因為在一個盲目追新、膜拜西方的時代，先鋒有時也可以是後退，創新也可表現為一種創舊。

與此同時，經驗、身體和欲望，借助消費主義的力量，正在成為當代小說敘事的新主角。但經驗已經貧乏，身體正被一些作家誤讀為肉體烏托邦，欲望只是作家躲在閨房里的竊竊私語，寫作的光輝日趨黯淡，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時，強調身體和靈魂的遇合，召喚一種靈魂敘事，告別那種匍匐在地上、只聽見欲望聲音的寫作，從而在寫作中挺立起一種雄渾、莊嚴的價值，使小說找回精神脊梁，重獲一種肯定性的、希望的力量，就越來越成為當代小說精神流轉的新趨勢。

辨明這一趨勢之後，我越發感覺，一個尊靈魂的寫作時代正在來臨，文學作為語言的烏托邦這一事實也將獲得重新確認——文學終歸不是故事、經驗或欲望的囚徒，它的意義並不在於和新聞爭寵，也不在於成為消費主義大合唱的一部分，而是在於它以自己獨有的路徑，孤絕地理解生命，塑造靈魂，呈現心靈世界，為個體的存在作證，並通過一種語言探索不斷地建構起新的敘事地圖和敘事倫理。

註釋：

①林崗：《建立小說的形式批評框架——西方敘事理論述評》，載《文學評論》1997年第3期。

②陳曉明：《表意的焦慮：歷史祛魅與當代文學變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11-112頁。

③耿占春：《敘事美學·緒論》，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頁。

④[德]本雅明：《講故事的人》，《本雅明文選》，張耀平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96頁。

⑤[蘇聯]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藍英年、張秉衡譯，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467頁。

⑥[蘇聯]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藍英年、張秉衡譯，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467頁。

⑦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240頁。

⑧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240頁。

⑨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240頁。

⑩錢穆：《談詩》，《中國文學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24頁。

11賈平凹：《秦腔·後記》，《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63頁。（2014-10-21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