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說莫言獲諾獎的七大原因

溫按：最近我接連寫了3篇關於莫言的評論（其中一篇是和葉誠生合作的），但願不會被看作“湊熱鬧”。其實我是力求對莫言創作的得失都有所領悟分析，不是一味捧場，也不是刻意貶損。這一篇最近刊載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其開頭部分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做了七個方面的分析。（此處刪節，內容可見本人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32ccb010143ot.html）本文認為莫言極大地發揮了對歷史的想象力，賦予歷史敘事毛茸茸的質感。有意回避歷史的宏大敘事，而轉向“野史化”，走的是志怪志人、野俚荒誕一路。莫言刻畫北中國鄉土的愚昧、貧弱、甚至罪惡暴行，關注活躍於人性“洞穴”中的那些善惡強弱和變態，在文化的體認中，又常伴隨對人性、潛意識、集體無意識的挖掘。他所營造的“高密東北鄉”神秘而狂亂的世界，以及汪洋恣肆的語言，形成“重口味”風格。文章指出在當今“去革命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氛圍中讀莫言， 雖然痛快，卻也可能會引發某種無常與無奈之感。以下是本文的內容：

莫言獲獎已經過去半年多，有些思考逐漸沈澱下來。這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約稿，讓我再談談莫言，我想著重談兩點：一是歷史敘事“野史化”，二是“重口味”的問題。

先說說莫言的歷史敘事“野史化”。

“講史說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攀附“史傳”，甘作“正史之補”，歷來被看作是一種很高的寫作追求。一代代國人也都很習慣於文學的“敘史”功能，他們從這些敘史的作品中獲得了公共的歷史知識與想象。到了現代，文學未曾拋棄這種重視“敘史”的傳統，不少現代作家都曾迷戀於用文學來記載歷史，“感時憂國”成了現代文學的一個基調。現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始終和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相互纏繞，在相當程度上，文學中的“歷史敘事”又總是為社會主流價值及其歷史觀念所制約，或者直接充當這些觀念的形象圖說。近百年來的普通讀者已經很習慣接受這種帶意識形態教化功能的敘事。如《倪煥之》、《田野的風》、《韋護》、《蝕》、《子夜》、《死水微瀾》、《京華煙雲》、《財主的兒女們》、《李家莊的變遷》、《四世同堂》、《呂梁英雄傳》、《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等等，都力圖從不同角度去呈現歷史的過程，充當“正史”之補，許多小說家有“史詩”的情結。如《子夜》被稱作“史詩”，就是很高的褒揚。茅盾的《蝕》和《子夜》等系列小說力圖全面描寫30年代中國社會的樣貌與性質，在復雜的階級矛盾、沖突以及時代變革的敘述中貫穿了明快的社會剖析，這種寫法甚至帶動形成了一個流派。往“正史”的寫法靠攏，在很長時間里被看作是“正統”，這種重在呈現“大歷史”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作家的文學敘述和讀者（包括批評家）的接受，一直都比較傾向於“正史”的敘事法則。在五六十年代許多“紅色經典”中，比如《山鄉巨變》、《紅旗譜》、《青春之歌》、《創業史》，等等，都常常是以“正史”姿態出現的敘事模式，所追求呈現的都是“大歷史”，是波瀾壯闊的潮流。這種敘史模式之下，所有人物事件都被賦予某種歷史的含義，格外注重時間性與進化性，若把其敘事的情節簡化，就大致可以看到一種線性的勾勒；還有就是總喜歡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去劃分新與舊、進步與保守、主流與支流，價值立場非常鮮明。新時期以來，隨著意識形態的世俗化，不少作家開始“告別革命”，嘗試走出“正史”式的文學敘事模式。如《白鹿原》寫一個鄉村的百年演變，不再是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而是一系列的“翻燒餅”和“折騰”，是沒完沒了的歷史劫難。這部小說在試圖翻轉以往的歷史“目的論”，結果卻滑向了古老的“河西河東說”，盡管如此，這部宣揚“循環論”的作品還是獲得很高的評價，因為人們還是看重它的所謂“史詩”的努力，習慣於欣賞以文學中的“大歷史”。

在這種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文學“敘史”的流脈中看莫言，他就顯得是那樣的叛逆、可疑而又引人矚目。莫言仍然有“寫史”的沖動，他的小說依舊熱衷於“講史說書”。把莫言的《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多部代表性的長篇連成一氣，可以看到近百年中國歷史變遷的風雲變幻，讀者會不由自主地會拿莫言的“歷史”和自己原有的歷史印象做比較，產生某種“歷史”的陌生化。顯而易見，莫言在超越歷史的敘史模式，他不再“感時憂國”，不再“說教”，甚至不再寫“大歷史”，他關注的大都是邊緣的、民間的、日常的、瑣屑的歷史；他也無意構設歷史變遷的大場景，感興趣的是那些能喚起原初激情及想象的人性與欲望的場景。莫言試圖將“大歷史”還原給民間，他要寫出另一種生生不息的歷史。在莫言這里，是全新的個性化的敘史方式，通常的那種二元對立的、線性的歷史敘事方式被揚棄了，所謂歷史中心、主體、主流被虛化了，原先容易被看作是歷史的偶然、隱沒在歷史的夾縫或邊緣中的瑣屑人事，成為作品描寫的主要內容，凡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大場面，人們見到更多的不再是歷史的鏈條、規律，而是人性的復雜的表現。莫言不再去去正面描寫主宰歷史、作為正義化身的“英雄”，而將筆墨留給了凡庸人事，包括變幻年代那些不失生命野性的本色男兒和敢愛敢恨的鄉間女子。莫言極其注重感覺與想象，卻無意對作品中歷史人事做明晰的判斷，他筆下的一切往往都是正邪糾結、善惡難斷、亦喜亦悲、進退無著。莫言痛快地卸去了那種作為歷史代言人的重負感，他是那樣的放達和自由，他在極力發揮自己的天馬行空式的想象去“創造”歷史。

讀莫言的小說，那感覺就象讀多了“正史”之後，突然接觸到“野史”，別有一番陌生與訝異。歷來官修的“正史”比較正規和專業，但也可能如魯迅所說，是“塗飾太厚”，“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而“野史”雖比較零碎隨意，但顧忌少，不必擺“修史”的架子，反而可能寫出歷史的真貌。莫言小說的“講史說書”，就有意背離“正史”一路，刻意追求類似“野史”的那種民間的真實。歷史在莫言筆下失去了莊嚴與明快，變得多姿多彩而又歧義叢生、面目含混而又意味深長，所謂“線索”已攪亂，“規律”無關緊要，最能激起興趣的，是歷史深處的隱秘與復雜，是歷史的原生態。這種“文學化的歷史”不是被當作“常識”來記憶的，甚至不需要價值立場的裁定，你帶著自己的感受去體驗就行了，讓靈魂在歷史時空中穿梭，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這是遊戲似的“穿越”。莫言極大地發揮了對歷史的想象力，把歷史充分文學化、人性化，賦予了歷史某種毛茸茸的質感，這也就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感受。這自然是莫言的成功。如果一定要從莫言的小說中抽離出某種歷史觀，那他的歷史觀就是反“正統”的，而一些外國的讀者（評論家包括諾貝爾獎評委），也可能從莫言這里看到了中國作家心態與筆法的巨大變化。莫言多少順從了這些年來形成的反思革命、解構歷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