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過去的50年中，出現了眾多關於敘事在歷史知識中的價值的討論。而在其中，“敘事”則表現為一個給定的、並且僅與認識論相關的概念。筆者不認同這種觀點。“敘事”的概念隨文化實踐的變化而變化，並且在獨立專著這一特定的與講故事相關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關於“歷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個歷史學家作為個體寫作的一本書”這樣的信念內在於20世紀中絕大多數關於“敘事”的討論，這意味著語言的首要性、著者的自主性、作品的獨立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在新的傳媒生態中，獨立專著的“自然性”不應繼續被當作是既定的。數字化和因特網為制造和傳播歷史知識提供了新技術，而在這一過程中，職業歷史學家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在其實用意義之外，數字媒體在“其社會產物由不同平台上的多種媒介所產生”這一方面，為考察歷史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模型，並且改變了我們關於過去與未來的實踐的理解。 

“未來是開放的”，這只是說沒有人曾寫出過一部“現在”的歷史。

——亞瑟·C·丹托(1962年)

直到現在為止文化還是社會的一種機械化的命運，是社會自身技術的無意識的內化。

——馬歇爾·麥克盧漢(1962年)

一、導論

在第1卷《歷史與理論》雜志(1962年)中，亞瑟·C·丹托的一篇重要文章《敘事性語句》[1]標志了這幾期的特色。在30多頁的文章中，丹托對“語句”沒有過多涉及，而是更多地論證了一個臨時性定義，其之後才以“敘事性”而為人所知。丹托1962年的文章——以分析哲學的傳統寫作，並且在其著作《分析的歷史哲學》出版3年前——把敘事主題的特征定義為時代錯位的雙重視角。這個敘事性的定義性特征被丹托界定為“當一件事情被描述時，隨後的事情就會被預先涉及”，以一個簡單的歷史陳述來舉例就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作者在1642年的聖誕節誕生於伍爾索普”。[2]一個時間上的分層節點被統合在了一個更長時段的連續體中。

因為堅持回溯性敘事者的時間分層觀點，丹托便反對這樣一種假設，即歷史學家可能成為丹托自己所定義的理想化編年者——一種蘭克眼中的、視各個時代如其所是的歷史學家。相反，他認為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超越單一的歷史時刻去觀察，因為他們所創造的那種知識就是基於通過觀察後來的事件“對過去的回溯性的重整”：[3]要認識到事件發生時的歷史意義，就必須通過未來的歷史學家的敘述性語句，知道之後發生了什麼與其相關的事情。[4]簡而言之，歷史性和敘事性的本質就是某一時刻的意義乃是由另外一個時刻所決定的。以其對敘事性的出色解釋，《敘事性語句》一文本身便標志了一個起點。如果我們接受丹托對“過去的回溯性的重整”的定義(或者回到沃爾特·司各特的小說《威弗利》中的精神“這是五十年以來……”)，他自己的文章便可以被視為《歷史與理論》雜志上70余篇的關於敘事在歷史學家的作品中扮演或應當扮演角色的文章的一個開始。從1960年的涓涓細流到如今，這一系列文章在80年代晚期達到了頂峰—1987年有10篇相關文章發表於《歷史與理論》雜志。然而1962年和1987年的“敘事”概念是一回事嗎？如今是怎樣的呢？未來又將如何呢？

至少有一件事是明顯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敘事”概念已經被廣泛運用於許多學科之中。[5]因此，歷史理論家們自1960年以來所關註的“敘事”概念，與文學、文化研究中那種用於理解不同媒介和不同情況下的“講故事”的形式和功能的一般模式的“敘事學”的出現，或多或少是相呼應的。“敘事”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在歷史、文學批評等不同學科(包括此後加入的經濟學、心理學以及宗教研究)中集中出現，一開始似乎表現為一個在跨學科實踐中獨特的成功案例。對在不同種類的知識生產中“講故事”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興趣，確實幫助我們在完全不同的學術研究傳統間建立了新的交叉聯系。從這方面來看，最近幾項由文化研究者們所匯編的關於敘事理論的研究囊括了歷史學家海登·懷特的作品；而相應地，阿倫·蒙斯洛為歷史學家而作的對敘事的介紹，也涉及了“敘事學”中一些新近的著作。[6]“敘事”、“敘事性”這些詞由此促進了學科之間的對話，其價值不可低估。但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敘事學家們對此卻鮮有所聞。[7]相應地，敘事學家們的討論通常情況下都不被歷史學家們所重視，即使是海登·懷特，其關於“元史學”的前沿研究也很少真正涉及敘事研究的領域。盡管“敘事”這個概念似乎為跨學科的實踐提供了參考和新的條件，但實際上“敘事”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意義是有區別的。

這種區別可以部分地被解釋為概念在一個學科轉移到另一個學科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延遲，也可以被解釋為不同的學科所基於的研究傳統和研究重點有所不同。寬泛的文化研究領域的工作主要集中於對“象征化”與“表現”這些概念本身的研究，而史學理論家們則對象征化中所隱含的東西和對過去知識生產的表現更感興趣。對於史學理論家而言，其核心問題從來不是敘事學家們所關心的“敘事”的本質——一般情況下他們對此抱拿來主義態度，而是“敘事”在歷史知識生產中的功用(或無用)。[8]史學理論家們討論敘事性是為了建立關於歷史寫作的規範，這些規範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則是歷史方法和歷史責任的一部分。相反地，敘事學家們則一直專註於發展一些模型，用於批判分析作為一種文化力量以及——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作為變化的審美和媒體實踐問題的一部分的敘事性。由於這種研究重點的區別，“敘事”的多樣化表現會繼續下去，並且會隨著這些研究重點的發展而改變。

“敘事”這種語義上的變動也許會使那些希望在“敘事”與“敘事”相關現象之間建立一種理論討論上的穩定聯系的人大失所望。對於理論討論的常識性觀點是，這種討論應該對“概念”進行闡明、澄清以及重新定義，以使我們能夠以這些固定概念作為固定的參考點來繼續我們的分析研究事業。按照這個邏輯，“敘事”這一概念在2010年的意義應當與其在1962年時的意義相同，在歷史學家與文學研究者那里也應當是一回事。然而事實與此卻大相徑庭。

二、變化的概念

米克·貝爾(Mieke Bal)在其《人文學科中變化的概念》(2002年)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中，建議以動態化、工具化的術語來審視概念，以區別於那種純粹分類的術語。[9]像“敘事”這樣的詞不是那種把世界規定為固定不變的範疇的簡明標簽，而是用以幫助我們以理智把握世界並創造新的主體間洞見的詮釋性工具。她提出，我們應當視概念為“本身不是業已固定的、意義明確的，而是動態的。當我們臨時地、不完整地摸索定義一個具體概念可能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我們將徹底把握這個概念。有價值的工作正是基於這種摸索的過程之中。”[10]跟隨著貝爾的腳步，我們可以說概念的意義隨其被運用的結果甚至隨其所揭示的那種復雜性的結果而改變。概念的改變，就如同園藝工具隨著使用而出現刮傷和汙點；但不同於鋤頭和鏟子會在使用中被磨損和劃傷，“應用”不僅不會使概念變“鈍”，反而會使其獲得新的分析力。因為“概念化”是一個持續的活動(或者用貝爾的話講，摸索的活動)，語義變動便不是一個錯誤而是其特點。這種特點也不能一直被當做一種幹擾：我們能從探究一個術語在不同應用中的區別受益，因為它們通過揭示盲點和未探究的假設，能使不同的方面在對話中呈現。

貝爾關於概念化是觀念循環和變動中的一部分的觀點，並非沒有問題，尤其是他們趨向於將變動性視為其本身的重點，並且使概念變化的程度過大以至於我們在研究的是否還是原來的概念本身成為了一個問題。一個犬儒主義者甚至可能把這種對概念使用中的差異性所作的辯解視為應各時之需而篡改概念意義的草率行為的借口。但無論認為語義的多樣化是好還是壞，概念的突現和變動在學術領域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概念從一個學科轉移到另一個學科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正如前文所論——但同時也能發生在一個學科的內部，即當研究發生變化時概念的意義就也會隨之發生轉變。如果“敘事”在史學理論中一開始是作為一種解釋形式出現，用以區別於科學化形式的話，那麼其後來則轉變成為了一種表現形式，用以區別於模仿的技藝。[11]文化研究領域中“敘事”這一概念的變化軌跡則有所不同，筆者將在後文中提及。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理論話語在學科環境的影響下呈現出突變而非穩定的狀態，即使這些話語自稱處於一個外在的、不變的觀察之點上。

概念的產生也受文化環境的影響。貝爾專註於概念在不同理論話語之間的變動，筆者則提出將她的分析擴大，把文化實踐也歸為其動態性的因素之一。如果“敘事”的意義發生了轉變，這不僅是因為其中歷史學家、敘事學家及其他人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它”，也因為“它”自己發生了改變。套用弗雷格的經典區分，這一術語的意思和他所指之物都發生了變動。簡而言之，需要區分“敘事”的概念在現在與50年前的不同，因為新的故事出現了並且在被一種不同的方式講述——伴隨著不同的意義並且在一個能夠提供新的選擇範圍的環境下。這些改變並不都是根本上的，也非均衡的。但是他們足以證明我們理論反思中所包含的動態性組成部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筆者將繼續論證，這些改變保證了這樣一種觀點的有效性，即將敘事的概念化視作理論反思和變化實踐的持續合作的結果。“敘事”的概念是那種被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稱為“社會能量的循環”的一部分：它們是與知識和藝術事業中的其他領域的發展，以及筆者將在後文中特別論述的媒體技術領域的發展一起，以一種非線性的方式呈現出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