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試圖從根部來探討一下當代文學五十多年來所發生的美學變化。關於這種變化，學界業已有人從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敘事結構、藝術形式等等方面作了很多研究，但從哲學美學、敘事詩學和歷史詩學的角度做出的深層解釋，還十分少見。回顧這個五十多年的歷史，文學的形態、藝術的面貌，其主題、美感、價值立場等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豈止霄壤之別。當代文學已從一個集體敘述青春、勝利、成長和幸福和時代，步入了一個“以個人為單位”的講述個體生命體驗、存在的個體處境、對歷史的悲劇性和荒謬性體驗的時代。簡單地說，文學的主調業已從熱烈和昂揚的青春“壯劇”，變成了深邃而黯淡的命運悲劇和荒謬滑稽的生存喜劇。 是什麽東西在決定著這樣的變化？是一只什麽樣的手在冥冥中操縱著當代文學美學屬性的延遷？

歸根結底，是作品敘事中時間修辭方式的變化導致了這種巨變。

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根本性的問題。因為時間不但作為一個哲學、政治和敘事學問題由來已久，而且作為一個敘事學問題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時間修辭不但決定了一部作品的敘事長度、結構，也決定了作品的結局和美學性質，會影響和規定一部作品是喜劇、壯劇還是悲劇。這正是我試圖要提出的一個命題。在這個前提下，本章還要通過時間修辭方式的變化，來考察中國傳統敘事、西方現代敘事、中國新文學敘事的一個變化關系，考察當代革命敘事的內部構造和由此所產生的“壯劇式美學”，以及九十年代以來由於中國傳統的時間修辭方式的修復，所導致的文學敘事的深刻變化以及傳統美學神韻的恢復。

一 革命/現代性敘事的時間基礎

當代中國文學敘事的主導觀念，當然是由“革命”和“現代性”兩個主導性價值維度所規定和指引的，革命是它的外在特征，現代性則是它的內在屬性，這是我們即使在今天也無法對它作出否定判斷的一個原因。

在早期中國當代文學敘事中，由於意識形態的規定性，革命的外部特征被強化了，革命賦予了時間以全新的意義，賦予了其鮮明的政治色彩、階段屬性、倫理含義；隨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這種意識形態色彩逐漸淡化，但支持敘事合法基礎、價值根基、甚至是美學基質的，卻仍然是現代性的“進步論時間觀”——“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曾被這個年代的批評家概括為最基本的時代主題。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革命和現代性之間，當然不是一個可以劃等號的關系，但無疑革命是現代性觀念的極端性產物，是由於人們對時間的“現代性理解”所導致的“主動”沖動和行為。如果沒有黑格爾“把歷史當作是一種在時間中發展的邏輯過程”[1]的觀念，沒有在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之前就早已在科學界萌芽的物種進化論思想——“將物種看作是在時間的過程中產生的”物種進化理論與上述理論的結合，當然就不會出現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因為在歷史領域和自然科學領域里出現了這樣兩種“由時間主導價值判斷”的理論，新的革命理論才獲得了產生的基礎，正如柯林伍德所說的，“進化論這時就可以用來作為包括歷史的進步和自然的進步兩者都在內的一個普遍的術語了”。[2]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形態的劃分，正是基於這樣一個時間尺度而產生的，而革命的合法依據，正是在於它是對這樣一個必然進程的推動。

顯然，“革命”和“現代性”是一對糾結在一起的概念與範疇，其根源又在於它們兩者近似甚至相同的時間觀。在一本新近翻譯過來的著作《時間的政治》中，論者指出了當代西方人用一種將“歷史總體化”的時間修辭方式，派生出了所謂“現代性”、“後現代性”、“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先鋒”等“歷史意識的範疇”的奧秘。他們通過這種“將歷史時間化”的方式，造就了一系列關於歷史的價值尺度，使上述概念“與保守主義、傳統主義和反動一樣”，“侵入了時間的政治領域”。[3]時間可以說構成了當代理論家一切敘述的基礎、動力和準則，成為了他們構造“合法性”與優越權的依據。滲透在政治領域，所有論述的分歧或者命名，也差不多都反映在對時間概念的使用上，“光明”——“黑暗”，“進步”——“倒退”，“革命”——“反動”，都是一種時間政治的修辭法。這是現代世界基本的價值邏輯，也是其語言與敘事的基本修辭，是其權力與統治的貫徹形式。可以說，從國家政治敘事，到一般的日常生活敘事，到文學敘事，無不受到這種時間政治的攫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