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意識強調要結合自己本身的因素來看待問題及危機，認為出自內部的問題更加嚴重。許多看起來是外部的災難、外部的威脅，其實都來自內部的某些地方。那是因為人性中的墜落、陷溺、懈怠這些因素，是無法避免的，是難以完全克服的，對它們需要有充分的認識。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但是他實際上不一定做得到。事實上，人能夠獲得一點升華很不容易，相反，萬一某個人想要墜落、墮落時，速度則快得不可比擬。因此，提出幽暗意識這個概念的思想史專家張灝先生稱：“人最大的敵人是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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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便是。詩人稱自己一年到頭想著窮困的老百姓，時時牽掛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為此感到寢食難安。他的眼睛裏就有了更多這個世界的內容，尤其是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再比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中的憤慨、憤怒指向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擁有較強的社會批判性。還有他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體現了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念茲在茲卻是國家安危的胸懷。杜甫的憂患意識，因而有了這個世界的寬廣內容。 …

“憂患意識”在報刊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所處的位置越來越突出，顯然想要引起更多人們的重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也值得歡迎的提法。因而需要察看這個來自我們文化傳統的精神資源，經過了怎樣的歷史演變，以及在這個提法的周圍，是否還能夠發展出其他有意思的維度。 

在漫長的歷史中，與此有關的表述在不同的人那裏，因立足點不一樣，所強調的側重點、內容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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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科學，中國肯定遠遠落後於歐洲”。[23]這就是從中國考察歸來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結論。由於擁有“絕技”的耶穌會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進行，帶有濃厚的“禦用”性質，這可謂17、18世紀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於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在當時尚未拉開，中國仍有能力消化來自傳教士帶來的信息，因此中國士人並不以差距，而是以差異來看待雙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極力倡導“西學中源”說，士人對中西學之間的裂縫以傳統的方式輕輕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對西學的“受容”某種程度上仍受制於天朝的尊嚴和儒教的訓誡。馬戛爾尼、約翰·巴羅在他們的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和中西之間的差距的看法，雖然帶有一定偏見，但大體反映了走在歐洲前列的英國人的自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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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法國耶穌會士們的到來，情況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宣稱：“中國人在住房上遠遠不如我們，他們的房子不如我們的豪華美麗。”“在法國，無論個人的財富，還是個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華方面比歐洲任何一個王國走得更遠，而中國人在一般活動和公共場合幾乎都超過我們，看上去更為講究排場，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裏居家過日子，我們的居室卻是無比富麗堂皇，有錢人數目雖少，生活卻過得更輕松，裝束打扮更舒適，飲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說，費用支絀更穩定平衡。”…

二、不對稱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過，中歐之間的交流（特別是信息交流）並不對稱。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傳入西方，其中介卻主要是由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節來承擔。在中西互相對望、互相對話、互相認識的18世紀，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從中國獲取的資訊和靈感遠遠超過中國從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間的這一差距在19世紀得到應驗。中國因對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屢受戰爭挫辱，反過來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

與此相適應，18世紀的北京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具國際性意義的都市。北京不僅是東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呂宋、暹羅、緬甸、汶萊等國，以及東南亞、中亞、西亞諸國保持著與清朝的傳統往來關係，而且是與歐洲各國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三條途徑與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關係。據統計，18世紀耶穌會派往北京或遊歷過北京的傳教士達到115名[2]；迄至1840年，遣使會來到北京的傳教士至少有17名；[3]方濟各會在北京設立了教區。從1716年到1860年，俄羅斯東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團十三屆，約有130多名神職人員…

摘要：18世紀中國在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後，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為與歐洲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與北京保持密切的關係。但當時中歐之間的交流並不對稱，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為西方向中國殖民開拓做知識準備。中國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為十九世紀出現的中西之間“大分流”埋下了隱患。…

宣王號稱中興之王，但是西北戰績的實際情況並沒有像一些史家所宣揚的那樣輝煌。實際情況是宣王時周人與戎狄發生過兩次大的戰役，戰略上采取的是防禦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對於入侵的反擊。‘城彼太原’及‘城彼朔方’，都是建築北邊的要塞，而玁狁入侵的地點，可以深入到涇洛之間，直逼西周的京畿。（見王國維《觀堂集林》）”（注：許倬云：《西周史》，289頁，三聯出版社，1994。）可見，宣王時期對西北戎狄的戰爭盡管取得一些勝利，但來自戎狄的威脅並沒有解除，這就是說，西北部乃至整個王朝仍然處於戎狄的威脅之下，人們仍然生活在戰爭的巨大陰影之中。所以宣王時期周人與戎狄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變化。人們的精神也一如繼往，始終處於悲抑之中，並充滿了憂患。正是這種迫切的現實原因加上歷史的因素，內在地決定了戰爭詩的基調和思想感情。所以《采薇》、《出車》詩中的悲抑情緒和憂患意識，歸根結底還是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反映。…

自此以後直到宣王時代，其間雖也曾發生戰爭，但基本上諸夷已成為周的屬邦，稱臣納賦獻貢。因此自周中期以後，東南部也就成為周王朝財富的重要來源。出於這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原因，周王朝不時炫耀兵力，以保持它在諸夷中的宗主地位。 

總而言之，與周王朝在西北部戰爭中失敗多於勝利，經常處於防守的地位不同，“西周對南方，大體上采積極的攻勢。南方的戰爭，周人常是勝利者……”（註：許倬云：《西周史》，201頁，三聯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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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來看這兩場戰爭的歷史背景和具體情況。先說西北戰爭。周王朝與西北戎狄之間的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和地理原因。夏朝末期，周族先人避夏桀之亂，即“自竄於戎狄之間”（《國語·周語》），開始了與戎狄交錯相處的歷史。其間雖有彼此相容的時期，但糾紛和沖突卻是迄未間斷，自建國前的公劉時代，經古公亶父、伯昌到建國後的穆王、懿王、厲王、宣王，直到西周末期申侯聯合西戎殺幽王以滅西周，可以說它們之間的戰爭貫串於周人全部的歷史。這種情況先秦諸子和史書多有記載，《漢書·匈奴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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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了周王朝君臣的遠大抱負和雄心壯志。 

《江漢》敘寫了召虎奉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但重點不是寫戰爭的經過，而是贊頌宣王和召虎安邦定國、經營四方的輝煌功業：“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征伐淮夷取得勝利以後，便治理疆土，修整邊界，並以周王朝的準則統治征辟的土地。詩歌表現宣王不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霸主，而是以德化安撫天下的明君；召虎也不是只能征戰的武將，同時也是善於經營天下的文臣。為了實現“式辟四方”，“王國來極”的遠大抱負，他們君臣一體，和衷共濟。這不僅表現在上面所說的宣王對召虎的冊命上，更反映在召虎對宣王的希望上。詩的末章寫召虎對宣王冊命的答謝中突出表現了這一點：…

反映東南部戰爭即周王朝與荊蠻、徐淮之間的戰爭的詩篇《采芑》、《江漢》、《常武》情況則完全不同。這三篇作品一掃《采薇》、《出車》諸篇中的悲傷抑郁氣氛，而呈現另一種情調和面目。《采芑》敘述並贊美方叔南征荊蠻取得輝煌勝利；《江漢》敘述並贊美召虎奉宣王之命征伐淮夷取得輝煌勝利；《常武》敘述並贊美宣王親自出征征討徐淮取得輝煌勝利。三篇詩歌在基調感情和思想上的共同特點是：

一、突出周王朝軍隊的威武氣概和必勝信念。 

這三篇作品程度不同地都寫了威武雄壯的軍容，反映出周軍的強大和威嚴，具有戰無不勝的力量：…

除了抑郁沈痛的悲劇氣氛之外，這三篇詩歌在思想感情上還有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即通篇充滿了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憂患意識。這是在民族生存、國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外來威脅時所表現出來的憂患，是對於民族歷史命運和前途的關切，是一種心懷天下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具體說來，這種憂患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形勢危急的緊迫感：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采薇》七章） 

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出車》一章）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六月》一章）…

以戰爭直接為題材的戰爭詩是《詩經》中的重要一類，同時也是《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詩歌類別之一。 

《詩經》戰爭詩按戰爭的範圍和性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反映周天子對外戰爭的詩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漢》、《常武》等篇；另一類是反映諸侯對外戰爭的詩歌，如《秦風》中的《小戎》、《無衣》等篇。這兩類詩歌作品，無論在內容、性質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不相同。為了集中起見，本文專論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對外戰爭的那六篇詩歌。我們想從歷史真實性這一側面來看《詩經》戰爭詩所取得的藝術成就。

《詩經》的這六篇戰爭詩反映的都是周宣王時代的戰爭，這些詩篇按戰爭發生的地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反映周王朝與西北戎狄戰爭的詩歌，包括《采薇》、《出車》和《六月》；一是反映周王朝與東南荊蠻和徐淮戰爭的詩歌，包括《采芑》、《江漢》和《常武》。這兩部分詩歌，無論在基調上還是在感情上都有十分明顯的區別。 

我們讀反映西北部戰爭的詩歌，特別是《采薇》和《出車》，首先打動我們的是那抑郁沈痛的悲劇氣氛和情緒，正是這種氣氛和…

讀希臘史，我的印象是：

1．希臘只是地中海沿岸的一批蕞爾小邦，不是統一的政治實體。希臘島沿岸，南到北非沿岸，西到亞平寧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沿岸，北到黑海沿岸，數量上千。 

2．希臘臨海多山，地形碎片化，窮山惡水，不適合發展農業。希臘人用葡萄酒、橄欖油、彩繪陶器，換內陸種植的糧食，最適合的營生是海上貿易和海上殖民。航海只能環繞大陸，必然處於邊緣，而不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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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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