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抑郁沈痛的悲劇氣氛之外，這三篇詩歌在思想感情上還有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即通篇充滿了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憂患意識。這是在民族生存、國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外來威脅時所表現出來的憂患，是對於民族歷史命運和前途的關切，是一種心懷天下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具體說來，這種憂患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形勢危急的緊迫感：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采薇》七章） 

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出車》一章）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六月》一章）

玁狁入侵，來勢兇猛，很快就“侵鎬急方，至於涇陽”（《六月》四章），即已經“深入為寇”（朱熹《詩集傳》），所以，在不當出兵的六月就要緊急應戰。詩人充滿了危機感，在緊張的形勢面前，必須緊急動員起來，以應付急難。另一是對於形勢危急的責任感：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采薇》四章） 

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出車》四章） 

王於出征，以匡王國。（《六月》一章）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六月》三章）

《采薇》的主人公是一位普通的下層士卒，是寫普通士卒的責任感；《出車》的主人公是一位奉命召集士卒的將士，是寫普通軍官的責任感；《六月》“則系吉甫有功而歸，燕飲諸友，詩人美之而作也”，詩歌的主人公是全軍的最高統帥，此詩則是寫最高統帥的責任感。從最高統帥到下層士卒都懷有一種以大局為重的責任感。盡管這種責任感由於身分和地位的差別表現是那麽不同，但以自己的力量和可能去挽救危難的精神卻是相同的，因而都是同樣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