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出了周王朝君臣的遠大抱負和雄心壯志。 

《江漢》敘寫了召虎奉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但重點不是寫戰爭的經過，而是贊頌宣王和召虎安邦定國、經營四方的輝煌功業：“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征伐淮夷取得勝利以後，便治理疆土，修整邊界，並以周王朝的準則統治征辟的土地。詩歌表現宣王不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霸主，而是以德化安撫天下的明君；召虎也不是只能征戰的武將，同時也是善於經營天下的文臣。為了實現“式辟四方”，“王國來極”的遠大抱負，他們君臣一體，和衷共濟。這不僅表現在上面所說的宣王對召虎的冊命上，更反映在召虎對宣王的希望上。詩的末章寫召虎對宣王冊命的答謝中突出表現了這一點：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江漢》六章）

召虎的答謝既是頌揚，更是希望：“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朱熹《詩集傳》）即希望宣王以“文德”協和四國，天下歸一。這在當時是崇高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出，在勵精圖治，振興國家的根本大計上，可謂君臣共勉，相得益彰。 

《采芑》一詩寫其主帥方叔，反復強調“顯允方叔”、“克壯其猶”，正是說他有宏大的謀劃和抱負，與《江漢》一詩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總而言之，反映周王朝與西北戎狄之間戰爭的《采薇》、《出車》和《六月》等前三篇與《采芑》、《江漢》、《常武》等反映周王朝和東南荊楚徐淮戰爭的後三篇在基調和思想感情上完全不同。前三篇作品浸透著悲抑情緒和憂患意識，後三篇則充滿了必勝信念和遠大抱負。同是戰爭詩，卻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原因歸根結底在於詩歌反映對象的不同，即西北戰爭與東南戰爭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狀況。也就是說，戰爭詩之間的差別有其現實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