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世紀中國在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後，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為與歐洲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與北京保持密切的關係。但當時中歐之間的交流並不對稱，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為西方向中國殖民開拓做知識準備。中國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為十九世紀出現的中西之間“大分流”埋下了隱患。

18世紀是東西方雙雄並峙、互相對望的時代。一方面，中國作為東方古老文明國家的樣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時期達到帝制社會的鼎盛，傲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雄視四鄰。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轉型，其殖民鋒芒指向中國，法國、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借大批傳教士在華布道；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紛紛派遣使節來到北京，洽談商貿；俄羅斯虎視眈眈，覬覦中國東北、西北、蒙古廣大地區。中西方雖然平靜地度過了一個世紀，但在強勢的清朝背後，映襯著沈重的陰影，一場由西向東的颶風正在呼嘯而來。將18世紀中國置於廣闊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別是將其與西方同時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對比，可以看出中西關係正在發生復雜而微妙地變化，從這一視角重新探討康雍乾盛世，我們對這段歷史或許可以獲致更為深刻的理解。 

一、中西交流給北京帶來的“西方元素”
 

18世紀的中國在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後，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從傳統的意義來看，所謂“盛世”，包括以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權威秩序得以確認和強化，鏟除地方割據勢力，吏治相對清明；通過對外用兵拓展疆域、鞏固邊疆，加強邊遠少數民族對清朝的認同感、歸附感；社會秩序相對穩定，士人在科舉體制內獲得對知識、權力的滿足，異端情緒逐漸平息；經濟發展，商業繁榮，人口增長，農民生活相對自足。這些條件到乾隆年間都已具備。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兩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遠超歷代君主，事實上他們在位的時間也是最長，幾乎跨越18世紀。中國歷代的疆域版圖之廣以乾隆朝為最。毫無疑問，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誠如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紀，當時正處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大大鞏固。如果只把它和漢、唐、元、明作縱向比較，而不進行世界性的橫向比較，中國封建社會看起來仍具有活力，仍在繼續發展。18世紀的中國確有值得稱道的巨大成就。”[1]這是就中國自身的發展而言。

[1]戴逸：《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頁。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本文為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11YJA770040）和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2BZS07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