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對稱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過，中歐之間的交流（特別是信息交流）並不對稱。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傳入西方，其中介卻主要是由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節來承擔。在中西互相對望、互相對話、互相認識的18世紀，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從中國獲取的資訊和靈感遠遠超過中國從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間的這一差距在19世紀得到應驗。中國因對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屢受戰爭挫辱，反過來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通過長達兩三百年與中國的接觸，特別是駐節北京的親身經歷，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從外部到內部、從表層到深入、從地方到中央，有了極大的發展。西方對中國基本國情的了解，包括歷史、地理、人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方面的了解不能說已了如指掌，但大體不差，法國耶穌會士的三大漢學名著，和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報告可以作為例證說明這一點。神秘的紫禁城對於那些頻頻出入宮廷的傳教士來說其實已經熟悉，由於擔任中歐交往之間的翻譯，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為傳教士們所知曉。


從利瑪竇以來，北京作為帝都始終是耶穌會士工作的主要目標和重心所在，耶穌會士從適應策略——知識傳教——上層傳教，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探索，逐漸形成一套系統的行之有效的傳教策略，這樣一種傳教策略對後來的西方對華戰略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西方通過長期的、各種途徑的接觸，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皇帝是國家重心之所在，故其遠征中國的戰略，逐漸從沿海騷擾發展到進而要求打入京城、“擒賊先擒王”的“斬首”。

面對遼闊的中華大地，西方殖民者對華采取的是不同殖民戰略。法國漢學家沙不烈談及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各國對華戰略時如是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等國各在其侵略行動中表示其特性。”“葡萄牙之特性則在將侵略精神與傳教精神嚴密結合；至若謀利精神，無論其表現如何強烈，只能退居第三位。”[7]


這實際上也適用於同一時期的西班牙、荷蘭、法國。後起的英國由於商業比較發達，最先經歷工業革命，故對尋求發展與中國的商貿關係，開拓中國市場，抱有強烈的興趣。總的來看，西歐列強由於距離中國遙遠，主要是選擇在東南沿海進行海盜式的騷擾和活動，企圖在這些區域建立自己立足和通商的據點，對宗教遠征和商貿往來懷抱濃厚的興趣。俄羅斯憑借其在陸地與中國接壤的優勢，尋求向東、向南擴張領土，對宗教傳播興趣不大。

俄國人企圖吞並大片土地的“面”的欲求和西歐列強“打點”的謀劃，成為西方列強宰制中國的兩條相輔相成的戰略選擇。近代以降，英、法列強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組織遠征軍直撲北京，以要求建立通商口岸等條件為要挾，表現了其“斬首”戰略和“打點”謀劃的結合；而俄羅斯則乘清朝之危，大肆威逼、勒索清朝讓出大片土地，以逞其對“面”的欲求。“北京經驗”在西人的“中國經驗”中可謂重中之重，稱得上是其精粹之所在。

[7]（法）沙不烈撰、馮承鈞譯：《明末奉使羅馬教廷耶穌會士蔔彌格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