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體驗，對中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關於政治制度，《利瑪竇中國劄記》第1卷第6章《中國的政府機構》對明朝的政府機構及其職能加以介紹。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從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五章的篇幅介紹清初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機構和京兆機構，基本上符合清廷實情。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第9封信為《致紅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論中國政治及政府》。

杜赫德編輯《中華帝國誌》第二卷大篇幅地評述了清朝的宮廷禮儀、政治制度。約翰·巴羅的《中國旅行記》第七章專門討論了“政府—法律—地租和賦稅—歲入—文官、武官，及文武機構”這些政治問題。《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誌》則評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員的等級和制度等問題。這些文獻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詳細介紹和評述，不斷充實西方對中國政治內情的了解，更新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識。

在西方沒有發展出近代意義的文官制度以前，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和官僚制度所呈現的規範、有序和完備的體系給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龐大的帝國體系和精密的官僚制度是令西人著迷且精研的課題。法國、俄羅斯先後向統一的民族國家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邁進，與中國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關係。 

關於經濟發展，將西人的中國觀感按編年排列，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和中歐經濟比較的大致把脈。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著《中華大帝國史》在第一卷第三、四章描述了“這個帝國的富饒，它生產的果實及其他東西”，表現了西人對中華帝國的富饒與繁榮之羨慕。這是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初，西方對中國的最初印象。《利瑪竇中國劄記》承認：“作為中國食譜上主要食品的大米產量遠比歐洲富裕得多。”“食用蔬菜的種類和質量和栽培植物的種植情況也差不多，所有這些中國人使用的數量都要遠比歐洲人的通常數量多得多。”[8]

利瑪竇在華二十八年（1582—1610年），他的看法顯然是據所獲大量一手的材料而得。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則聲稱：“航行和物產豐富即一個國家擁有各種各樣的商品，是貿易的兩個源頭。中國具有這兩大優勢，沒有別的國家能超過它。”“至於肉、魚、水果及其他食物，完全可以這樣說，我們歐洲有的，他們都有，而且有許多是我們所沒有的品種。”[9]安文思來自葡萄牙，他對比中西經濟的感受和眼光明顯受到本土經驗的限制。

[8]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劄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8月版，第10—11頁。

[9]（葡）安文思著、何高濟、李申譯：《中國新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