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適應，18世紀的北京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具國際性意義的都市。北京不僅是東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呂宋、暹羅、緬甸、汶萊等國，以及東南亞、中亞、西亞諸國保持著與清朝的傳統往來關係，而且是與歐洲各國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三條途徑與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關係。據統計，18世紀耶穌會派往北京或遊歷過北京的傳教士達到115名[2]；迄至1840年，遣使會來到北京的傳教士至少有17名；[3]方濟各會在北京設立了教區。從1716年到1860年，俄羅斯東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團十三屆，約有130多名神職人員[4]；這些傳教士常駐北京，集傳教、外交、研究與搜集情報於一身。平心而論，這些西來的傳教士一方面將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帶到中國，促進了西方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將中國文化帶往西方，大力發展西方漢學，極大地滿足了西方了解中國的欲望，引發了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潮”、“中國風”。在世界範圍內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與此同時，必須承認西方傳教士也是向東方殖民開拓的先行者。他們因長駐北京，不乏有的甚至充當西方獲取中國情報的“坐探”，為後來西方向中國的殖民開拓做了必要的知識準備。在18世紀，歐洲各國派遣赴京的使團或使節，俄羅斯有伊茲瑪依洛夫使團（1720—1721）、薩瓦使團（1726—1727），葡萄牙有裴拉理使團（1720—1721）、麥德樂使團（1727）、巴哲格使團（1753），英國有馬戛爾尼使團（1793），荷蘭有德勝、范罷覽使團（1795），教廷有多羅使團（1705）、嘉樂使團（1720—1721），中歐外交繼續保持往來。《皇清職貢圖》卷一曾對來往的歐洲使節加以描繪，內中涉及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荷蘭等國。在商貿方面，來自北方的俄羅斯商隊以北京為中心展開活動，北京一度是中俄貿易的主要場所；傳教士、歐洲其它國家使節、使團隨身攜帶的物品、禮品源源不斷地運往京城。可以說，北京與歐洲的來往保持相當開放的局面。從整體來說，18世紀的中國雖然維持封閉的狀態，但從局部諸如北京、廣州這些城市來說，卻與外部保持密切的聯系。北京是當時世界上與外部交往最為頻繁的都城，北京有足夠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 

“西方元素”成為京城豐富多彩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東、西、南、北四堂和俄羅斯館、俄羅斯東正教堂這些區別於中式建築的西方風格建築，還有欽天監觀象臺的歐式儀器，留下了西力東漸的明證。作為耶穌會士入京的另一個重要附屬物是一批中國教徒的出現和司鐸的產生，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一書記載，經耶穌會培養的中國神父或修士在京、或來京的有38人，數量居全國之冠，[5]這反映了17、18世紀耶穌會在京滲透之深。與元朝信仰天主教者非為漢人不同，明、清兩朝的天主教信徒多為漢人，這也是清朝猜忌天主教的重要緣由。 

與18世紀歐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倫敦、莫斯科、羅馬相比，在城市規模、人口數量、財富積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仍具有無可比擬的明顯優勢。[6]這與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秩序給北京帶來的豐厚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資源密切相關。

[2]參見拙作《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載《中國文化》第三十四期，2011年秋季號。

[3]另有華人司鐸多名。迄今對遣使會研究的中文成果甚為缺乏，遣使會在耶穌會被解散後，取而代替耶穌會在北京的角色，同時大力發展華人主教、司鐸，成為19世紀在北京傳教舉足輕重的勢力。參見耿昇《遣使會傳教士的在華活動》和《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收入《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31—546、549—573頁。

[4]參見（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編：《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22—128頁。

[5]據統計，華人加入耶穌會士者有81人（內司鐸50人），參見（法）沙不烈撰、馮承鈞譯：《明末奉使羅馬教廷耶穌會士蔔彌格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

[6]有關17世紀末北京與巴黎的比較，參見（法）李明著、郭強、龍雲、李偉譯：《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6—69頁。有關18世紀北京與倫敦的比較，參見（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33—4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