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那兒，周圍都是老年人，”她說，“我同她們熟悉後，知道了她們出了什麼事。”她注意到她們的治療和她很不一樣。“一整天都有醫生和治療師來看我、治療我，而他們只是在出門的時候，對我鄰床的那位老人揮揮手，說一句：‘好好努力！’”

他們傳遞的信息是：這位年輕女士的生命還有各種可能性，而她們的沒有。

“正是這次經歷使我堅定了研究衰老的決心。”卡斯滕森說。但是當時她並不知道會這樣。“在我生命的那個時刻，我並未踏上日後成為斯坦福教授的路途。”然而，她的父親覺得她躺在醫院太無聊，遂借此機會給她在當地的一所大學注冊了一門課程。他會去聽所有的課，並錄下所有的授課內容， 再把磁帶帶給她。她是在醫院，在骨科的女病房里，學習了她的第一門大學課程。…

近幾十年來，在整理這類論說方面，沒人比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勞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更具有創造性或者更有分量了。在她影響最大的一項研究中，她和她的團隊追蹤了近200個人數年間的情感經歷。研究對象的背景和年齡範圍很廣（加入研究的時候，他們的年齡範圍從18歲到94歲）。研究一開始，研究人員會給研究對象一個呼機，一周之內，這些研究對象必須每天24小時隨身帶著。在那一周，他們會被隨機呼叫35次，要求他們從一張列表中選擇出在那一個特定的時刻他們體驗到的情緒。這項調查每隔5年會重復一次。…

某個拒絕清理房間、抽煙、吃糖，從而導致糖尿病危機，需要去醫院的人是一個無人照顧的人或者自由派的典型嗎？這中間並沒有清楚的界限，威爾遜也並不提供一刀切的答案。她要求自己和員工負責探尋保證住戶安全的方法。同時，她的哲學是提供一個地方，使得住戶保持與那些住在家里的人有類似的自由和自主——包括有權利拒絕出於安全的考慮或者機構的方便而強加的約束。

政府密切監視著他們的實驗。當集團在波特蘭建起第二個場所（這一個有142個單元房，接納依靠政府資助的貧困老人）的時候，州政府要求威爾遜和她丈夫追蹤其住戶的健康、認知能力、身體功能以及生活滿意度的變化。1998年，他們公布了研究結果。結果顯示，住戶事實上並沒有以健康換取自由，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提高了，同時，健康程度也得到保持。實際上，他們的身體功能和認知能力都得到了提升。重度抑郁症發生的概率下降了，依靠政府支持的人的開銷比療養院降低了20%。這個項目大獲全勝。…

威爾遜和她的丈夫坐在家里的餐桌邊勾畫新型的老年之家，也是有她媽媽渴望的那些特征的地方。然後，他們決定找人修建這種房子，試一下是否可行。他們找到了退休社區和建築商，但沒人感興趣，他們的想法似乎不切實際、近乎荒誕。於是，夫婦二人決定自己興建。

他們兩人都是學者，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但是他們一步一步地學習。他們和一位建築師一起制訂了詳細的規劃。為獲得貸款，他們跑了一家又一家銀行。貸款失敗後，他們找到了一位私人投資者。他支持他們，但是要求他們放棄大部分的所有權，並為失敗承擔個人責任。他們剛簽署了協議，又迎來一個挑戰：俄勒岡州不同意給他們頒發老年住宅許可證，因為他們接受殘疾人入住。威爾遜花了幾天的時間，在一個又一個政府辦公室軟磨硬泡，終於獲得了豁免權。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她和她丈夫排除了所有的障礙。1983年，名叫帕克之地（Park Place）的專為老年人設計的新型“輔助生活中心”…

威爾遜是弗吉尼亞州西部礦工和洗衣工的女兒，她父母所受的教育都不超過初中二年級。她從小好學，本來不太可能成為一個激進分子。她父親去世的時候，她還在上小學。她19歲的那年，她媽媽傑茜遭遇了毀滅性的中風。當時傑茜才55歲，中風導致她半邊身體永遠癱瘓，再也不能走路或者站立。她擡不起手臂，面部下垂，口齒不清。雖然她的智力和認知沒受影響，但是她不能洗澡、做飯、上廁所或者洗衣服——更不用說上班了。她需要幫助。但是威爾遜當時還只是個大學生，沒有任何收入，和一位室友同住一套小公寓，根本沒辦法照顧母親。她有兄弟姊妹，但是，他們的條件並不比她好。除了去療養院，傑茜別無去處。威爾遜安排媽媽住進她大學附近的一所療養院。這個地方比較安全，人也很友善。但是傑茜不停地對女兒說“帶我回家”。

她不斷要求女兒：“帶我離開。”…

負擔有大有小。他不喜歡謝莉為家里其他人做的飯菜。他從不抱怨，但他就是不吃，於是謝莉只得另外給他做飯。他耳朵不好，於是他把房間的電視音量開到令人頭腦發漲的程度。他們會關上他房間的門，但是他不樂意——狗沒法進出。謝莉簡直恨不得掐死他。最後，她發現了一種叫作“電視耳”（TV ears）的無線耳塞。路極其討厭耳塞，但是她強迫他使用。“那是救命稻草。”謝莉說。我不確定她指的是救她的命還是救路的命。…

共同居住要求互相適應。很快，每個人都發現了幾代人更喜歡分開居住的各種理由。父母和子女的角色發生了改變，而路不樂意自己不再是家里的主人。而且他發現，自己比預想的更加孤獨。住在這所郊區的死胡同房子里，他一天當中很長的時間無人陪伴，附近又無處可去——沒有圖書館、音像店或者超市。

謝莉試圖讓他參與一項為老年人舉辦的日間項目，帶他參加他們的一次早餐會。他一點兒都不喜歡。謝莉又打聽到他們有時候會去快活林—— 一個距波士頓兩小時車程的賭場。路不喜歡那個地方，但還是答應去。謝莉非常興奮，希望他能交到朋友。…

有一位女性患者，既年輕又漂亮，而且聰明過人，從17歲到21歲，她同數不清的男人有過曖昧關係——盡管對方可能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她相提並論。她走馬燈似的與男人交往，而那些男人進入視線，又從其視線中消失。她的空虛感過於強烈，甚而沒有耐心去等待適合的男人出現，也沒有花時間去了解男人，並與對方培養感情。



一個男人剛從身邊走開，幾乎過不了一天時間，她就會與最新認識的男人打得火熱，毫不在乎對方具有怎樣的性格或人品。她甚至當著我的面，對認識的男人贊不絕口：“我知道，他沒有正當職業，而且經常酗酒。可是他很有才華，我也覺得他關心我。他就是我需要的、那種適合我的男人。” …

確切地說，那是寄生心理。沒有別人就無法生存，意味著你是個寄生者，而對方是寄主。你們的關係和感情，沒有自由的成分。你們是因為需要而不是愛，才結合在一起的。真正的愛是自由的選擇。真正相愛的人，不一定非要生活在一起，充其量只是選擇一起生活罷了。” …

對於某種事物長期的愛，使我們生活在精神貫注的境界里，自我界限開始延伸。延伸到一定程度就會歸於消失，而我們的心智就會成熟，愛不斷釋放，自我與世界的區別也越來越模糊，我們與外在世界融為一體。隨著墜入情網的徹底終結，我們一次又一次產生狂喜，我們與所愛的對象真正結合。也許它不比墜入情網的激情更加狂熱，但它更加穩定和持久，也使我們更為滿足和愜意。以戀愛為特征的“高峰體驗”，和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邁斯勞所說的“高原體驗”不是一回事，後者具有的高度，既不容易突然顯露出來，也不至一下子消失，但你可以長久地停留在上面，而不會輕易地摔落下來。 …

我的病人中有很多這樣的例證。A太太出於內疚乃至罪惡感，對丈夫言聽計從。她說：“當初和他結婚時，我沒有真正愛上他，我只是假裝愛他而已，我覺得對不起他，所以盡管他有很多缺點，我想我都應該忍受。我沒有權利去抱怨什麼，我欠他的太多了。”B先生則嘆息說：“當初沒有跟Ｃ小姐結成伴侶，我後悔莫及，不然我們的婚姻一定幸福。遺憾的是，我當時沒有死心塌地地愛上她，我以為她不是最適合我的人。” 

D太太已婚兩年，突然莫名其妙地變得憂郁，她對我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麼了，總是提不起精神。可是，我的生活中沒有缺憾，婚姻也相當美滿。”幾個月治療過後，她才不得不面對現實：她和丈夫早已告別戀情，走出了墜入情網的激情階段。而長期以來，她以為戀愛時的激情才是一切。…

由著名作家梁曉聲擔綱編劇的《知青》放映後，引起了許多不同的批評，大多集中在“真實感”的問題上。有的批評比較簡單，如“知青衣裝怎可能整齊如新？”與此相比，來自知青觀眾的批評則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細節。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對青少年思想形成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具有特別清晰、深刻的記憶，以至於終身難忘。知青對自己上山下鄉的生活細節便擁有這種性質的記憶。而這種記憶正是他們用以衡量《知青》中許多細節是否真實的實在對照。…

“行。”他停頓了一下，又說：“前些日子……”可是，我又開始聽不懂了，盡管我拼命地把耳朵支起來。 

“那麽，就從後天開始，拜托了”。那人終於結束了他的講話，我如釋重負地站起來。 

一出門，我就問“保鏢”：“他嘰里咕嚕地說了一大堆什麽呀？” 

“他講話太快，我也沒全聽懂。大意是說前些日子他們店雇了一個從臺灣來的學生做工，可是不能勝任工作，被他們辭退了。你一定得好好幹，賣點勁兒。”…

第二天放學之後，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為了確保“首戰告捷”，我邀請了一位比我早來半年多的高班男生給我當“保鏢”。我們出了大門，沿著熙熙攘攘的大街一直朝前走。見到有招工廣告就停下來看看。 

——這家不行。要求白天工作，正好是我上課時間。 

——這家也不行。只要男的。 

——這家麽…，一個小時五百日元，低了點兒。 …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找工作就真象“撞大運”似的。可不是嗎，隻身一人，要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與陌生的人們在一起，使用陌生的語言，做一種陌生的工作——那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況，又會是如何一番滋味呢？我想像不出來。卻又不知為什麽，總會不自覺地連想到舊社會到店鋪里去打雜的“小學徒”，或漂洋過海去買苦力的“華工”。心里有一股無名的恐慌。 

然而，事實又明擺著：此時此刻，唯有此種選擇。 …

在日本，雖說可供出賣勞動力的“阿魯拜多”多如牛毛，但初來日本的留學生由於尚不熟悉新的環境，又嚴重地受到語言的限制，所以幾乎都是從“洗碗，刷盤子”開始做“阿魯拜多”的。盡管這種工作又苦又累，收入又低，可它簡直就成了大家謀生的“必由之路”。 

除了洗碗刷盤子之外，還有沒有更好些，更理想些的路呢？我曾經希望過。而且那希望仿佛就在眼前，觸手可及。 

“你的鋼琴彈得太好了，太棒了！”聽過我彈鋼琴的日本朋友全都交口稱贊，“你應當去宴會或婚禮上彈鋼琴。那種‘阿魯拜多’收入極高，工作又輕鬆，比你去刷盤子強多了”他們不光這麽說說，而且立刻就去幫我聯系這種“高極”工作。…

日語中”阿魯拜多”這個詞原本來自德語的“Arbeit”，意思是“學生等業餘時間所做的臨時工”。用中國話來說也就是“勤工儉學”或“打工”了。不過如今在中國，幾乎沒有“勤工儉學”這麽一說。在日本，由於“阿魯拜多”既是學生們的“生財之道”，又能相當程度地解決社會勞動力的來源，所以極為盛行。差不多每個日本人在其學生時期都或多或少地做過“阿魯拜多”。 

可供學生們做的“阿魯拜多”比比皆是，特別是商業和服務行業。你只要隨便在街上轉一圈兒，就會看見許多店門上都張貼著招募臨時工的廣告。上面詳細寫著要求具體做什麽工作，一個小時付給多少錢，要男性還是女性，年齡限在多少歲等等。學生們便根椐自己的需要和條件去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干的“阿魯拜多”。 …

成年人有時會以理性和原則作為約束，控制自己不顧一切的狂熱行為——比如，心理醫生可能對病人產生戀情，病人也可能不自覺地把情感寄托在醫生身上，但是基於對病人的責任以及自己的身份，醫生必須在情感和行為上有所約束，維持自我界限的完整性，不能不負責任地把病人當成戀愛對象。為此，他們甚至要忍受難以想象的痛苦，這是理性和感性較量的必然結果。另外，不管自我約束如何嚴格，你只能控制戀愛進程，卻無法創造出戀愛的感受。戀愛的激情到來時，你可以憑借願望和意誌力做出反應，卻不能憑借它們創造戀愛的體驗。 …

本人認為善即造福於人類的願望。這也就是古希臘人所說的愛人類，或者時下人們所說的“人文精神”，但其精確含義還要更深入一層。而善良，則是善的行為表現。善反映本質，善良作為現象而呈現。善良，是人類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偉大的一種。因為上帝本身就是“善良”。如果人失去了這種品格，他就不過是既可憎又可憐的卑賤的鼠輩。這種行善的品格也許會看錯對象，但卻永遠不會過分。過分的權勢欲曾使得撒旦墮落成魔鬼。過分的求知欲也曾使人類的祖先失去樂園。但唯有善良這種品格，無論對於神還是對於人，都永遠不會成為過分的東西。

善良的傾向是人性所固有的。這種仁愛之心就算不施於人，也會施之於其他生物。例如土耳其人雖然被認為是一個野蠻民族，但他們卻很善待狗和鳥等動物。據比斯貝克的記述，有一個歐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於戲弄一只鳥，結果差一點被當地人用石頭砸死。…

身居高位者乃三重意義上的奴仆——君主和國家的奴仆、地位輿論的奴仆以及事業職位的奴仆。因而他們沒有自由，在人身、行動和時間上均失去了自由。

為謀得高位或者說為謀得治人之權而失去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人性的這種欲望真的是匪夷所思！何況取得權勢並非一件容易的事。走上這條路的人要忍受許多痛苦，然而得到的卻未必不是更深的痛苦。

為了取得權勢，人們常常選擇卑劣的手段。但即使達到高位也往往擔心坐不安穩，一旦倒臺又經常身敗名裂。因此，這真是一件讓人感嘆的事情。正如古語所說：“既然已經不是當年之鼎盛，又何必尋找理由茍且偷生！”然而，識時務者又有幾人？人在官場，常常是在應該退時不肯退，想要退時已退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