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來，孩子的事她總同婦人搶著做。洗臭襪子，衲鞋底，黃昏裏，還得坐在門墩上給孩子講故事。

有一天，當她給孩子洗澡時，坐在澡盆裏的樂子忽然好奇地問，“姐姐，你這麽大姑娘給個男人洗澡，不害羞嗎？”

正為他擦著小脊梁呢，猛然聽到這話，她即刻把毛巾拋到盆裏，奔回房裏嗚咽起來。直到婦人回家，問姑娘，她盡紅臉；問孩子，他茫然不曉。只是從那以後，孩子洗澡她再也不管了。她把水燒好以後，便悄悄地走出房來。…

孩子這時有些蠕動了，但他並不睜開眼皮。他肩著嘴唇咦咦地作著一種吃奶時代遺留下來的嚅囁。這時，那小禿葫蘆裏又溫習起昨天在私塾裏淘氣的事了。自從跟二表哥在白塔寺戲棚裏看了那出《五子鬧學》，他無時無刻不在跟學伴計議著惡作劇的策略。然而交上惡運，逢到煞神時，手心上挨板子多而且狠的卻永是樂子他自己。

婦人輕手輕腳地跨下炕沿。房裏冷得像冰窖，窗外，嚴冬的寒風在呼嘯著。臉盆裏是冰，水甕裏是冰，眼睫上的一些淚水也給凝成冰的了。忽然，婦人唉呀一聲：“樂子，爺爺給您由隆福寺買來的寶貝魚缸可凍裂了！”

快八十歲的爺爺是孩子的外祖父。…

一個母親施教最好的機會是當她清早給孩子穿衣裳的時刻。孩子的褂子雖小，紐絆卻密密縫了一大串。眼巴巴守著這小動物茁長的母親，恨不隔了那手縫的針線，把她的叮嚀囑咐盡數用指尖扣人，用溫愛和熱淚滲進那小小胸膛裏去。

胡同裏那個賣杏仁茶的羅鍋子又沙啞地吆喊了。這彎腰駝背的老絕戶，他簡直是左近人家的一只時辰鳥，隨了那淒厲的叫賣聲，深冬黃澄澄的陽光便嬉戲地攀到這西廂房格子窗的中腰了。登時那片新冒芽的燦爛便驚醒了炕上昏睡中的婦人。睜開她那雙已稍見昏花的眼睛，還在夢與現實的邊緣徘徊著的剎那，憑著存在的意識——毋寧說作母親的天職，就陡然由熱被筒中硬抽出她的手，本能地摸到鄰枕的那顆小禿葫蘆了。…

“上”人先生是鼎鼎有名的語言藝術家。他說話不但熟練，詞兒現成，而且一向四平八穩，面面俱到。據說他的語言有兩個特點，其一是概括性——可就是聽起來不怎麽具體，有時候還難免有些空洞羅嗦；其二是民主性——他講話素來不大問對象和場合。對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自認有一套獨到的辦法。他主張首先要掌握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至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究竟與生活裏的語言有什麽區別，以及他講的是不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這個問題他倒還沒考慮過。總之，他滿口離不開“原則上”“基本上”。這些本來很有內容的字眼兒，到他嘴裏就成了口頭撣，無論碰到什麽，他都“上”它一下。於是，好事之徒就贈了他一個綽號，稱他做“上”人先生。

這時已是傍晚，“上”人先生還不見回家，他的妻子一邊照顧小女兒，一邊燒著晚飯。忽聽門外一陣腳步中。說時遲，那時快。“上”人推門走了進來。做妻子的看了好不歡喜，趕忙迎上前去。…

社會負能量就是產生於社會之中的、並且一般來說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的能量，是一個新近引進社會科學的概念。必須承認，社會的確存在負能量：一種專門破壞社會的力量，比如沖突、戰爭、貧困、疾病、瘟疫和自然災害等等。希望本文的討論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問題的開頭。

承認它 化解它

社會負能量具有以下特點：一，隱藏性。平時看不出來，隻有到爆發的時候才顯現出來。二，暴發性。像隱藏在地下的地震，會突然爆發。三，非預告性。社會負能量的爆發，雖然有時也會有些蛛絲馬跡，但基本上不具可預告性。四，破壞性。上述隱藏性、暴發性、非預告性的特點，決定了社會負能量的破壞性。…

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為解決“三農”問題作出了總體布局，即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來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而鄉村旅遊作為以鄉村社區為活動場所、以鄉村獨特的生產形態、生活風情和田園風光為對象的一種旅遊業態，其發展能夠起到農民增產增收、農業多元經營、農村美麗繁榮的作用，因此已經成為鄉村振興中的重要引擎。近年來我國鄉村旅遊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截至2016年底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遊接待遊客已接近21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5700億元。但是要注意到在鄉村旅遊發展中還存在著如產品形式比較單一缺乏特色、同業競爭現象嚴重；部分地區、標準化品牌性差等諸多問題。為了進一步促進我國鄉村旅遊的可持續性發展，應該關註以下幾個方面。 …

雖然卞之琳談不上是個古道熱腸、樂於助人的仁者，甚至經常還給人以冷寂、漠然的印象，但他也有與人為善、出力援手的難能可貴的事跡，即使是對自己的同輩同事。據我所知，當時有一位老學者正專致於翻譯一種古代經典文學，由於他本來是英文系出身的，自然就不免借助與參考英文譯本，本來，他早年能寫一手漂亮的散文，到了年邁失聰的高齡，文筆也就不那麼潤澤了，為了使他的譯品無愧於原文的經典，卞之琳作為一室之長，慷慨援助，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用他那十分講究的文字功夫，為譯稿做了不少加工潤色，真正做了一次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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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革命潮流不斷湧動，不斷洶湧澎湃的歷史年代里，“翰林院”里安生日子並不太多，書生的書桌經常因大小不同的地震而不安穩，而不平靜。…

當然他建國初期的入黨，則又承續並具化了他自己久遠的革命傳統，要是在別的單位，他恐怕就可以算一個“老革命權威”了，但在當時“翰林院”文學研究所，“延安老革命”成堆的環境下，他的革命資格就顯得“嫩了點”，他不僅不被人視為“老革命”、“老幹部”，而且總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劃進“老專家”、“老先生”那一堆，而一到政治氣溫飆升的時候，很自然就轉化成了“資產階級專家”。在研究所里，雖然他身為一個“重鎮”的“首腦”，掌管整個“西方文學”這一大片領地，但從來就沒有進入過全所的領導核心，那才是“老延安”、“老幹部”聚集的“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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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特別是在1957年以前，北大校園里形形色色的社團，真可謂繁花似錦，即使不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大勝景，至少在我心里是一段五彩繽紛的回憶。每到每周社團活動的前一天，校園里貼滿了各個社團活動的海報，琳瑯滿目，令人接應不暇……

1954年的一天下午，我們詩社的幾個學生要拜會詩人卞之琳。我並不是詩社的固定成員，因為自己不會寫詩，不敢高攀，只是偶爾見有意思的報告會與活動，就去參加參加。

卞之琳這個名字，當時於大一學生的我，真是“如雷貫耳”。其實，我並沒有讀過他多少東西，但從高中時起就熟知他詩中那膾炙人口的名句：…

12本文無力對現代漢語中“傳統”這一概念的歷史進行追溯，但它顯然是從日本“漢字”詞語中“回歸”的外來詞之一，可參見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的附錄D中相關條目。它在古代文言中的涵義與今天不同，多指帝業的世代相傳，其所具有的“守成”的涵義或許影響了它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

13卞之琳此處的翻譯也許也構成其誤讀在細節上的體現，“現存性”在原文中為presence(ofthepast)，艾略特所欲表達的“過去的在場”、過去與現在之存在的同時性這一極具哲學意味的時間觀，一定程度上被這一譯語削弱了（可試與[過去的]“現在性”相比較），而這很大程度上與對“傳統”的實體化理解有關。…

這也就是前面曾經提到的，在“中國傳統”和“世界現代感應性”之間，他所偏重的乃是後者。而綜觀卞之琳涉及“化古”的言論，也會發現，較之他分析、評價他和他的師友的寫作中所受到的西方不同時期、不同風格詩人和不同流派詩學的影響時詳盡細致的程度，他談到他們“繼承”中國詩“傳統”的場合都是非常簡略乃至語焉不詳的，這種對比相當明顯，如談何其芳：

現在事實清楚，何其芳早期寫詩，除繼承中國古典詩傳統或某些種傳統以外，要說也受過西方詩影響，那麼他首先直接、間接（通過《新月》詩派）受19世紀英國浪漫派及其嫡系後繼人的影響，然後才直接、間接（通過《現代》詩風）受了19世紀後半期開始的法國象征派和後期象征派的影響。[41]…

其二，艾略特將詩人/作家與tradition應具的關系概括為一種“歷史意識”的獲得，即“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13]“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是這一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時間的維度上，他強調的是文學實踐由此歷史意識而具備的當代敏感，在tradition之秩序與個人才能之間指向的是後者，是“真正新的”作品的生成，而在卞之琳這里，則更註重“傳統”之於現代的價值。[14]…

在19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中，卞之琳的詩所具有的某種獨特的古典韻味很早就引起了評家的注意，廢名在其《談新詩》講義中曾言：“卞之琳的新詩好比是古風，他的格調最新，他的風趣卻最古了”，[1]將其與溫庭筠詞、李商隱詩作比，這開了卞之琳詩歌研究一個先河，盡管“大凡‘古’便解釋不出”，[2]然而對於卞之琳詩與古典詩歌美學之間關聯的討論在此之後不絕如縷，卞之琳晚年大量的回憶、序跋文字中就新詩如何借鑒古詩的論述也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佐證。這些，連同對他詩藝中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觀念影響的研究，使得他成為我們認識1930年代“現代派”詩潮乃至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具有典範性的詩人之一，在新詩與“傳統”關系問題上，也已成為一個顯著的例證，以表明新詩在借鑒或“繼承”傳統上的成功實踐。…

一個星期來許多報紙上關於鼓浪嶼的記載使我想起一些事情，我好久不曾聽見那個地名了，我以為我已經忘記了它。

這半年來我忘記了許多事情，我也做過不少的噩夢。在夢里我不斷地掙扎，我和一切束縛我的身體的東西戰斗。夢魘常常壓得我不能夠動彈。我覺得窒悶。最近一連三四個月，我就做著悶得人透不過氣來的夢。……鼓浪嶼這個地名突然沖破夢的網出現了。它攪動了窒悶的空氣。……我現在記起那個日光岩下的島嶼，我記起一些那里的景象和住在那里的朋友。我記起我從前常常說到的“南國的夢”。…

喬治·布朗德斯在他的《俄羅斯印象記》的末尾寫過這樣的話：黑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給人們心中充滿了悒郁和希望的廣闊無垠的原野……我只記得這兩句，因為它們深深地感動了我。我也知道一些關於黑土的事。

我在短篇小說《將軍》里借著中國茶房的嘴說了一個黑土的故事：一個流落在上海的俄國人，常常帶著一個小袋子到咖啡店去，“一個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子里倒出了一些東西……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著土流眼淚。”他有一次還對那個中國茶房說：“這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

這是真實的故事，我在巴黎聽見一個朋友對我講過。他在那里一家白俄的咖啡店里看見這個可感動的情景。我以後也在一部法國影片里見到和這類似的場面。對著黑土垂淚，這不僅是普通懷鄉病的表現，這里面應該含著深的悒郁和希望。…

廉楓到了香港，他見的九龍是幾條盤錯的運貨車的淺軌，似乎有頭有尾，有中段，也似乎有隱現的爪牙，甚至在火車頭穿度那柵門時似乎有迷漫的雲氣。中原的念頭，雖則有廣九車站上高標的大鐘的暗示，當然是不能在九龍的雲氣中幸存。這在事實上也省了許多無謂的感慨。因此眼看著對岸，屋宇像櫻花似盛開著的一座山頭，如同對著希望的化身，竟然欣欣的上了渡船，從妖龍的脊背上過渡到希望的化身去。

富庶，真富庶，從街角上的水果攤看到中環乃至上環大街的珠寶店；從懸掛得如同Banyon樹一般繁衍的臘食及海味鋪看到穿著定闊花邊艷色新裝走街的粵女；從石子街的花市看到飯店門口陳列著“時鮮”的花貍金錢豹以及在渾水盂內倦臥著的海狗魚，唯一的印象是一個不容分析的印象：濃密，琳瑯。…

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多美的字面，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樹膠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紅……” 不成！ 

“緊緊的卷著，我的紅濃的芭蕉的心……”更不成。趁早別再謅什麼詩了。自然的變化，只要你有眼，隨時隨地都是絕妙的詩。 



                                                                                     （老新加坡…

農耕文明時代我國已出現鄉村旅遊行為和鄉村旅遊現象。

孔子最高興的事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篇》第26），這是鄉村旅遊的暢快。

劉邦當了十二年皇帝後，於公元前195年10月回鄉住了20多天，寫出名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是鄉村遊的顯擺。

謝靈運開山水詩派，“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他的名句。後人便有了“樂山登萬仞，愛水泛千舟”的跟風潮。足跡踏遍名山秀水成了那個時代的時髦。…

在我看來，整個色情的問題都是個隱秘的問題。一旦秘密被捅穿，也就沒什麽色情可言。但隱秘和羞怯是截然不同的兩樣東西。隱秘總帶有一點害怕的成分，並且常常上升為仇恨；羞怯則比較溫和、含蓄。如今，羞怯被丟進風中，甚至當著那些灰色衛道士的面。而隱秘卻被緊緊地抱著不放，實際上，隱秘本身就是一種罪惡。那些灰色衛道士的態度是：親愛的姑娘們，只要抱著你們骯髒的小秘密，你們就可以拋棄一切羞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