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他建國初期的入黨，則又承續並具化了他自己久遠的革命傳統，要是在別的單位，他恐怕就可以算一個“老革命權威”了，但在當時“翰林院”文學研究所，“延安老革命”成堆的環境下，他的革命資格就顯得“嫩了點”，他不僅不被人視為“老革命”、“老幹部”，而且總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劃進“老專家”、“老先生”那一堆，而一到政治氣溫飆升的時候，很自然就轉化成了“資產階級專家”。在研究所里，雖然他身為一個“重鎮”的“首腦”，掌管整個“西方文學”這一大片領地，但從來就沒有進入過全所的領導核心，那才是“老延安”、“老幹部”聚集的“司令部”。

卞之琳在這些“老戰士”面前，必須收起面對詩社小青年的那種無精打采、愛理不理、冷漠煩拒的貴族派頭，而代之以主動積極、熱情竭誠、親切平易，甚至是套點近乎的交往方式，必須收起自己所偏愛的那細密入微，迂回繞行，“曲徑通幽”的言語，而操起大家所通用所習慣的公共語言，也就是社會化、政治化色彩較濃的語言，於是，像我們這樣總是在一旁觀看而無權參與的小輩，特別是對細節感興趣的觀察者，就有幸常見到卞之琳身上有與其本態的藍調而有所不同的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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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在“翰林院”，而且在整個學林，卞之琳都要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有紳士派頭的人。他的衣著從來都很講究，詩社的那一次，他穿得很隨便，似乎是唯一的一次。當然，“文化大革命”期間，幹校勞動期間就不在話下了。我倒從沒有見他穿過西服，而總是穿一身中山服，但除了衣料總比一般人的為好外，主要是裁剪縫制得特別精致貼身，與老幹部、老革命那種經常寬松肥大的制服大不一樣，再加上他經常披著款式同樣精良的風衣或高質量的烤花呢大衣，一看就是一個洋派十足的名士。不俗與精致可說是他最顯著、最概約的特點。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對人對事他如果要議論作評的話，也經常是視角新穎，出語不凡的。如像講起李健吾的待人待事的特點時，他冒出了這樣一句話：“他像個走江湖的”，語言奇特，不過倒是揭示了李重朋友、講義氣的精神。又如，有一次論及為文之道、文筆與內容的關系時，他結合一位青年研究者為例，這樣說：“他善於表達，可惜沒有什麼可表達的。”慣於從俯視的角度看人看事，加以刻意追求表述的獨特，於是往往就不免帶有冷峭意味，而少了點親切與溫厚。在我看來，這不能不說是他那不可更改、無可救藥的雅士意識的本能表露。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最經常不過、最雷打不動、最制度化的、最日常生活化的東西，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字：會。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在本單位的公共生活，主要就是開會，而在會上，人們要做的事不外是談思想認識，找思想認識上的差距，檢討思想認識上的失誤。但對卞之琳這樣一個有個性、有雅趣的高士來說，老在大眾公共生活中裸露自己的靈魂、清點自己的思想、校正自己的認識，顯然不是他所喜愛的幹的“活計”。在他身上，這不是一個“態度問題”，更不是一個“立場問題”，而只是一個個性問題，他只不過是不善於，當然也不大情願將自己的個性完全融化在從俗如流的時尚中，不大情願放棄自己特定的思維模式，而按千人一面的模子塑造自己的言論形象。

在“翰林院”過往的那些歲月里，每個基層的研究組室一般每周都有一次例會，內容主要是政治學習。

到了九點鐘開會的時間，由中青年研究人員組成的基本群眾都到齊了，靜候主帥升帳，然後，諸位元老：潘家煦、李健吾、楊絳、羅大岡瀝瀝拉拉陸續來到，這樣往往就快九點半了，大家都不急，樂得輕松。最後，卞之琳匆匆來了，常顯得氣喘籲籲，甚至臉上有一股真誠的火急趕場的神情，於是，會議就經常以他的遲到表白為標志而揭開序幕。一般都是說自己從家門出來後，公共汽車如何如何不順，或者途徑南小街（由其住處到研究所的必經之路）時碰見了什麼意外的事，意外的人，然後就接上重要的主旨發言，而其內容經常就是他那常年重彈而在這個小家庭里特別著名的失眠詠嘆調：從前一天夜晚如何上鬧鐘，如何服安眠藥開始，如何一片安眠藥不奏效又如何服上第二片，甚至情況更壞，還需要第三片，然後，到了拂曉之前，總算有了一段沈沈的熟睡……再然後，如此無奈的情境就與起床之後辛苦趕會的情節銜接上了……真可謂構思嚴謹，結構細密。每次失眠的故事主體基本上如此如此，但也有個例的小異與不同，這次是一片，那次是兩片，或者更多，有時是這種安眠藥，有是則是另一種，有時鬧鐘沒有起作用，有時幹脆就忘了開鬧鐘……每次都有不同的枝葉延伸。

盡管卞之琳每次失眠獨白基本上都是老調重彈，冗長單調，他那口浙江土話一點也不娓娓動聽，但這個小家庭的成員都樂於“洗耳恭聽”，因為他把一堂堂沈重的功課變為了一次次輕松的聊天，又無形中免除了大家表態、論道的義務，潘家煦、李健吾閉目養神，樂得自在，羅大岡偶爾插上一兩句，以顯示自己的機敏與高明，楊絳則面帶優雅的微笑，饒有興趣地聽著，羅念生因為耳點背，所以總是身子前傾，用手掌張在耳根處，唯恐漏聽了一個字，其他中青年學子，輩分擺在那里了，彬彬有禮地端坐，就像在聽老師講課。盡管這個組室的政治學習從來都“不大符合規範”，質量不高，但卞之琳卻“無心插柳柳成蔭”，使得組室的所有成員對他頗有親合感，至少覺得他不那麼大義凜然，不那麼道貌岸然而令人生畏、令人肅然，青年學子在背後凡是提到所里的黨政領導時，都在姓名之後加上“同志”一詞，以示尊敬，如，何其芳同志，毛星同志……提到老專家學者時，則都加上“先生”一詞，如，提到楊絳時，稱“楊先生”，提到李健吾時稱“李先生”，以示敬仰，唯獨對卞之琳例外，雖然他既是黨內領導同志，又是學術權威，大家提到他時卻簡稱他為“老卞”，似乎大家都是同一輩分的哥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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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所坐鎮的西方文學研究室，一開始就是研究所的兩大“藩屬”之一，另一個則是余冠英的中國古代文學室。兩者的基本條件都是人員編制較多，而且可稱得上是“精英薈粹”、“名士雲集”。

卞之琳統領方式的最大的特點、也可以說唯一的特點，就是四個字：無為而治。

他的無為而治，首要的內容與要領就是，每個人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在這點上，他倒容易使人想到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人文主義文學巨匠拉伯雷的那句格言：“做你願意做的事”。他當學術統領的作派，不過就是充分尊重下屬的學術個性而已。這首先是信任對方學術選擇的良知，學術志趣的合理與學術能力的適應。他既然深知其部屬都是具有較高水平與較高能力的“熟練工人”，他又有什麼必要去規定與告訴他們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就像對小學生、小學徒那樣？盡管研究所領導規定研究人員的基本任務是研究而不應該是翻譯，但潘家煦仍長期抱著易蔔生不放，李健吾要譯莫里哀全集，楊絳要譯法文小說《吉爾·布拉斯》、西班牙小說《堂·吉訶德》，羅念生要譯希臘悲劇與喜劇……所有這些不都是很有意義的文化建設項目嗎？有什麼不好的？卞之琳都一一認可尊重，禮讓放行。

藍調卞之琳不難看出，在那個愈來愈沈重，愈來愈熾熱的年代里，卞之琳以他特定的“不為”與“無為”方式，在一個小小的園地為學術生態的自由發展，為各種優質生物的恣意生長提供了十分必要的空間與氣候。正因為有卞之琳這種無為、寬松與雅量，他守望的這一片園藝，就生產出了《莫里哀全集》、《易蔔生全集》、《堂·吉訶德》這一大批傳世的文化業績，雖然這片園子的面積不大，園丁不多，與整個中華大地的沃土相比僅為千萬分之一，但其在建國後社會文化積累的總量之中，卻是舉足輕重的。

卞之琳作為一園之長，有無為、不為、甩手，甚至旁觀的一面，也有使勁、費力、不辭的時候，當非要他不可的時候，他還是不吝自己的氣力的，這表現在培養青年學子與援手同事這兩個方面。

我於1964年來到卞之琳的麾下後，作為晚生後輩雖然未有幸得到他的親自指點與教誨，但也親眼見到了他對有的後生如何不遺余力的苦心栽培。卞之琳六十年代訪問波蘭期間，觀看了布萊希特戲劇的演出，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便開始了他的布萊希特研究，完成了專題評論集《不萊希特戲劇印象記》。他還準備組織翻譯中國題材的劇本《高加索灰闌記》。他麾下一位德國留學生聞風而動，卞之琳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玉成其事，為了使譯本達到發表出版的水平，不惜自己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進行審閱、校對與修改。這個劇本的發表，要算是中國介紹布萊希特的開始，也成為了那位留德學子一生中最主要的一項業績。說實話，卞之琳如此奉獻自己，大力栽培晚輩後學的事例並不多見，在他麾下，能得此榮幸者，僅鳳毛麟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