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十年代，特別是在1957年以前，北大校園里形形色色的社團，真可謂繁花似錦，即使不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大勝景，至少在我心里是一段五彩繽紛的回憶。每到每周社團活動的前一天，校園里貼滿了各個社團活動的海報，琳瑯滿目，令人接應不暇……

1954年的一天下午，我們詩社的幾個學生要拜會詩人卞之琳。我並不是詩社的固定成員，因為自己不會寫詩，不敢高攀，只是偶爾見有意思的報告會與活動，就去參加參加。

卞之琳這個名字，當時於大一學生的我，真是“如雷貫耳”。其實，我並沒有讀過他多少東西，但從高中時起就熟知他詩中那膾炙人口的名句：

你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那天，我們進入一個幽靜的院落，正面是一幢古樸而精雅的房舍，屋里寂靜無聲。我們這些沒有見過世面的新生，就像進入了一個高雅肅靜的聖殿，只不過，當時我有點納悶，聽說這所房子是西語系教授錢學煦的寓所，為什麼我們到這里參拜卞之琳？一直到後來好些年以後，我才知道，卞之琳早年長期單身，自己沒有置家，老在朋友家寄居，在上海時，在李健吾家，在北京時，則在錢學煦家，他倒是朋友緣特好的，看來，他是一個頗受歡迎的人。

我們在雅致的客廳里等了十來分鐘，從里屋出來一個中等個子，身軀偏瘦的中年人。也許是廳里不夠明亮，他又穿著一身深灰的幹部服，毫不起眼，幾乎是一下就融入了我們這一群學生灰藍、藍灰的一片晦暗色調之中，而且是沒有什麼響聲，因為他一臉沈悶，既沒有每人一個不落地握手，也沒有對這個集體的歡迎詞，沒有采訪之前為了熱身而進行的寒暄。

訪談一開始就冷場，“無獨有偶”，“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次不落俗套的訪談正是主客雙方合作的結果：主人如上述，來客也不含糊，來訪問的學生，個個怯場，不敢提問題，於是句冷場了。詩人固守著他的沈悶。面對著冷場，他似乎樂於加以呵護，他靜靜地抽著煙，心安理得地一言不發，這種架勢與氛圍，再加上客廳里幽靜與光線的暗淡，似乎有助於使這靜場凝固化了。這倒便於這些學生去好好地觀看詩人，而不是去傾聽詩人，他們本來就是來這里一睹風采、開開眼界的。

且看詩人，一身布衣，很不挺整。他有一張典型的知識分子的臉孔，高闊的前額，輪廓線條近乎優雅。戴著一副眼鏡，後面是一雙大眼，他很少眼睛轉來轉去，甚至很少正眼註視別人，似乎總是陷於自己的內心狀態，而不關註外界的動靜。當他正眼看人時，眼光是專註而冷澈的，很有洞察力，甚至頗有穿透力，只是沒有什麼親和力，因為他很少笑意迎人。他嘴角微微有點斜歪，但不難看，這倒是給他的面部平添了些許靈智的生氣……

他在靜靜地吸煙，他絲毫也不在意這次采訪的效果，而學生也屏住氣，不慌不忙，在靜靜地觀察這個對象。著急的是采訪的帶隊者，他急於把冷場變成圓場，他黏黏乎乎提了幾個問題，詩人無精打采地作答，仍然不斷抽煙，一臉的沈悶，即使是談到自己，也毫無通常人所難免的自戀與沾沾自得，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這次訪談沒有什麼興致。和這些毛孩子談詩有什麼可談的呢？

那天，他當然也講了一些話，但他當時講了些什麼，我現在什麼都不記得了，因為我當時的注意力一直專註於看，而不是聽，並形成了相當一個概略的印象，在我看來，他那張聰明而富有靈氣的臉，本身就顯示出優雅文士的氣質，而不從俗、不媚俗、固守自我心境的冷漠與倨傲，更具有一種精神貴族的風致。

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卞之琳藍調。

2

從詩社那次采訪後，我一直到畢了業參加了工作之後，才見到卞之琳。先是和他在同一個單位文學研究所，1964年後，則是在同一個研究室即外國文學所西方文學研究室，那次采訪活動中他那張使我感到奇特的面孔，在以後的三四十年里就經常“低頭不見，擡頭見”，自然習以為常了。

不過，他也因對象而異，對與他同輩的名人朋友，他當然不能那麼愛理不理，態度總要親近些隨和些。不過，說實話，我從來就很少見他與同輩的學者朋友如李健吾、錢鐘書、楊季康、羅念生、羅大岡、潘家煦在一起傾心交談，有時我甚至不相信他曾經是李健吾的老友，曾經借住在李家！只不過，在組室的會上，每當他提到這些同輩時，都經常親近地直呼其名，如“健吾”、“大岡”、“季康”等，畢竟保持著一種君子風度，雖然“君子之交淡若水”，而且是比溫水還低兩三度的水。而對自己的上級領導，即使是他多年的朋友，他也並不親切地直稱其名，而是稱呼得較為正式一些，如“喬木同志”、“其芳同志”、“馮至同志”等等，顯得鄭重其事。

在平時人們的交往接觸中，倒也常能見到他和藹可親、平易、自然、專註、主動的，那肯定是他面對本單位的那部分老革命、老幹部、“老延安”、“老根據地”人士的時候。在當時的“翰林院”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基本上是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人是早就已經投身革命的文藝家或從延安魯藝來的“老資格文藝戰士”、“文藝戰線的老革命”另一部分則是被客氣地稱為“老專家”，但一遇上運動就被視為“資產階級學者”的人士。卞之琳的歸屬則較為“復雜”、“難劃”，從經歷來說，他曾是“新月派”的一員，而這個文學流派在建國後的現代文學史上，長時期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別”，但偏偏他又曾經遊學過“革命聖地”延安，還去過抗日根據地“體驗生活”，發表過歌頌以王震為首的抗日部隊“七七二團”的報告文學作品。只不過，他在延安“遊學”的時間太短，在抗日根據地呆了不久後，又跑回“國統區”當文化人、教授，這就給他的“紅色革命經歷”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如果他沒有那一本歌頌“王胡子”軍功的“不朽之作”，那返回國統區之舉簡直就有可能被視為“從革命隊伍里開小差”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