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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特別是在1957年以前,北大校園里形形色色的社團,真可謂繁花似錦,即使不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大勝景,至少在我心里是一段五彩繽紛的回憶。每到每周社團活動的前一天,校園里貼滿了各個社團活動的海報,琳瑯滿目,令人接應不暇……

1954年的一天下午,我們詩社的幾個學生要拜會詩人卞之琳。我並不是詩社的固定成員,因為自己不會寫詩,不敢高攀,只是偶爾見有意思的報告會與活動,就去參加參加。

卞之琳這個名字,當時於大一學生的我,真是“如雷貫耳”。其實,我並沒有讀過他多少東西,但從高中時起就熟知他詩中那膾炙人口的名句:

你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那天,我們進入一個幽靜的院落,正面是一幢古樸而精雅的房舍,屋里寂靜無聲。我們這些沒有見過世面的新生,就像進入了一個高雅肅靜的聖殿,只不過,當時我有點納悶,聽說這所房子是西語系教授錢學煦的寓所,為什麼我們到這里參拜卞之琳?一直到後來好些年以後,我才知道,卞之琳早年長期單身,自己沒有置家,老在朋友家寄居,在上海時,在李健吾家,在北京時,則在錢學煦家,他倒是朋友緣特好的,看來,他是一個頗受歡迎的人。

我們在雅致的客廳里等了十來分鐘,從里屋出來一個中等個子,身軀偏瘦的中年人。也許是廳里不夠明亮,他又穿著一身深灰的幹部服,毫不起眼,幾乎是一下就融入了我們這一群學生灰藍、藍灰的一片晦暗色調之中,而且是沒有什麼響聲,因為他一臉沈悶,既沒有每人一個不落地握手,也沒有對這個集體的歡迎詞,沒有采訪之前為了熱身而進行的寒暄。

訪談一開始就冷場,“無獨有偶”,“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次不落俗套的訪談正是主客雙方合作的結果:主人如上述,來客也不含糊,來訪問的學生,個個怯場,不敢提問題,於是句冷場了。詩人固守著他的沈悶。面對著冷場,他似乎樂於加以呵護,他靜靜地抽著煙,心安理得地一言不發,這種架勢與氛圍,再加上客廳里幽靜與光線的暗淡,似乎有助於使這靜場凝固化了。這倒便於這些學生去好好地觀看詩人,而不是去傾聽詩人,他們本來就是來這里一睹風采、開開眼界的。

且看詩人,一身布衣,很不挺整。他有一張典型的知識分子的臉孔,高闊的前額,輪廓線條近乎優雅。戴著一副眼鏡,後面是一雙大眼,他很少眼睛轉來轉去,甚至很少正眼註視別人,似乎總是陷於自己的內心狀態,而不關註外界的動靜。當他正眼看人時,眼光是專註而冷澈的,很有洞察力,甚至頗有穿透力,只是沒有什麼親和力,因為他很少笑意迎人。他嘴角微微有點斜歪,但不難看,這倒是給他的面部平添了些許靈智的生氣……

他在靜靜地吸煙,他絲毫也不在意這次采訪的效果,而學生也屏住氣,不慌不忙,在靜靜地觀察這個對象。著急的是采訪的帶隊者,他急於把冷場變成圓場,他黏黏乎乎提了幾個問題,詩人無精打采地作答,仍然不斷抽煙,一臉的沈悶,即使是談到自己,也毫無通常人所難免的自戀與沾沾自得,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這次訪談沒有什麼興致。和這些毛孩子談詩有什麼可談的呢?

那天,他當然也講了一些話,但他當時講了些什麼,我現在什麼都不記得了,因為我當時的注意力一直專註於看,而不是聽,並形成了相當一個概略的印象,在我看來,他那張聰明而富有靈氣的臉,本身就顯示出優雅文士的氣質,而不從俗、不媚俗、固守自我心境的冷漠與倨傲,更具有一種精神貴族的風致。

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卞之琳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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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詩社那次采訪後,我一直到畢了業參加了工作之後,才見到卞之琳。先是和他在同一個單位文學研究所,1964年後,則是在同一個研究室即外國文學所西方文學研究室,那次采訪活動中他那張使我感到奇特的面孔,在以後的三四十年里就經常“低頭不見,擡頭見”,自然習以為常了。

不過,他也因對象而異,對與他同輩的名人朋友,他當然不能那麼愛理不理,態度總要親近些隨和些。不過,說實話,我從來就很少見他與同輩的學者朋友如李健吾、錢鐘書、楊季康、羅念生、羅大岡、潘家煦在一起傾心交談,有時我甚至不相信他曾經是李健吾的老友,曾經借住在李家!只不過,在組室的會上,每當他提到這些同輩時,都經常親近地直呼其名,如“健吾”、“大岡”、“季康”等,畢竟保持著一種君子風度,雖然“君子之交淡若水”,而且是比溫水還低兩三度的水。而對自己的上級領導,即使是他多年的朋友,他也並不親切地直稱其名,而是稱呼得較為正式一些,如“喬木同志”、“其芳同志”、“馮至同志”等等,顯得鄭重其事。

在平時人們的交往接觸中,倒也常能見到他和藹可親、平易、自然、專註、主動的,那肯定是他面對本單位的那部分老革命、老幹部、“老延安”、“老根據地”人士的時候。在當時的“翰林院”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基本上是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人是早就已經投身革命的文藝家或從延安魯藝來的“老資格文藝戰士”、“文藝戰線的老革命”另一部分則是被客氣地稱為“老專家”,但一遇上運動就被視為“資產階級學者”的人士。卞之琳的歸屬則較為“復雜”、“難劃”,從經歷來說,他曾是“新月派”的一員,而這個文學流派在建國後的現代文學史上,長時期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別”,但偏偏他又曾經遊學過“革命聖地”延安,還去過抗日根據地“體驗生活”,發表過歌頌以王震為首的抗日部隊“七七二團”的報告文學作品。只不過,他在延安“遊學”的時間太短,在抗日根據地呆了不久後,又跑回“國統區”當文化人、教授,這就給他的“紅色革命經歷”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如果他沒有那一本歌頌“王胡子”軍功的“不朽之作”,那返回國統區之舉簡直就有可能被視為“從革命隊伍里開小差”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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