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是前面曾經提到的，在“中國傳統”和“世界現代感應性”之間，他所偏重的乃是後者。而綜觀卞之琳涉及“化古”的言論，也會發現，較之他分析、評價他和他的師友的寫作中所受到的西方不同時期、不同風格詩人和不同流派詩學的影響時詳盡細致的程度，他談到他們“繼承”中國詩“傳統”的場合都是非常簡略乃至語焉不詳的，這種對比相當明顯，如談何其芳：

現在事實清楚，何其芳早期寫詩，除繼承中國古典詩傳統或某些種傳統以外，要說也受過西方詩影響，那麼他首先直接、間接（通過《新月》詩派）受19世紀英國浪漫派及其嫡系後繼人的影響，然後才直接、間接（通過《現代》詩風）受了19世紀後半期開始的法國象征派和後期象征派的影響。[41]

這當然與舊詩“影響不易著痕跡”因而難以指實有關，與他的關註點更多在於“新詩和西方詩”之關系有關，但也不盡然，在《<雕蟲紀歷>自序》中，他詳細交代了波德萊爾、艾略特、葉芝、里爾克、瓦雷里、奧頓、阿拉貢等西方現代詩人在他寫作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給他的啟發，但談到古典詩“影響”的一面時則是：

從消極方面講，例如我在前期詩的一個階段居然也出現過晚唐南宋詩詞的末世之音，同時也有點近於西方“世紀末”詩歌的情調。[42]

例如，我前期詩作里好像也一度冒出過李商隱、姜白石詩詞以至《花間》詞風味的形跡。[43]

這些文字（尤其後一處）的口吻是耐人尋味的，一方面顯得含混而作出了不少修飾性的限定，另一方面，它不像是經過汲取（“化”）古典詩詞資源之後的作家的經驗總結，倒近於旁觀者置身其外的評鑒。作這樣的“文本細讀”，並不是要質疑卞之琳的古典文學修養，以及他的詩作中古典文學影響的存在，這方面已有了大量的研究，[44]而是想揭示出，同為1930年代的“現代派”詩人，有異於廢名、林庚，卞之琳的寫作直接從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受益，他對於舊詩詞的認知方式、態度也更接近於我們今天較普遍的那種寬泛和固定化的理解；與早期基於寫作實踐而發生的對舊詩詞某些具體的藝術質素的觀照體認不同，他晚年的有關論述更多是作為一個特殊的新詩史家的原則性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客觀上正與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某種期待視野相疊合，由此，他的一系列具有獨特歷史意識的憶述相當深刻地參與了迄今為止對1930年代“現代派”詩歌的形象建構。

1廢名：《論新詩及其他》，遼寧教育出版社，第154頁。

2同上。

3卞之琳：《<雕蟲紀歷>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江弱水、青喬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9頁。

4李健吾：《新詩的演變》，《大公報·小公園》1935年7月20日第1740號。此文後被作者作為《<魚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一文的第一節收入《咀華集》。

5卞之琳：《<魏爾倫與象征主義>譯者識》，《新月》1932年11月第4卷第4期。

6參見江弱水《卞之琳詩藝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第一節的分析。

7江弱水：《卞之琳詩藝研究》，第184頁。卞之琳後來亦曾如此提及他走向現代主義詩風的開始：“我則在學了一年法文以後，寫詩興趣實已轉到結合中國傳統詩的一個路數，正好借鑒以法國為主的象征派詩了。”見《赤子心與自我戲劇化：追念葉公超》，《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7頁。

8卞之琳晚年在多處談到這篇譯文在他寫作生涯中的重要性，如《<西窗集>修訂版譯者引言》（1980）：“我作為譯者，即使在編纂這本譯文集的當時，對於西方文學，個人興趣也早從波德萊爾、瑪拉美等轉移到瓦雷里和里爾克等的晚期作品，從1932年翻譯魏爾倫和象征主義轉到1934年譯T.S.艾略特論傳統的文章，也可見其中的變化。”《卞之琳文集》下卷，第587頁。《赤子心與自我戲劇化：追念葉公超》中憶及他早期譯《魏爾倫》選章、波德萊爾詩和艾略特文章：“這些不僅多少影響了我自己在30年代的詩風，而且大致對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較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新詩篇的產生起到過一定作用。”《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88頁。
9卞之琳：《亨利·詹姆士的<詩人的信件>——於紹方譯本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9頁。

10卞之琳：《山山水水（小說片斷）》，香港山邊社，1983年，此處據《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65頁。

11艾略特：《傳統與個人的才能》，卞之琳譯，《學文》1934年5月第1卷第1期。以下不另出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