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卞之琳談不上是個古道熱腸、樂於助人的仁者，甚至經常還給人以冷寂、漠然的印象，但他也有與人為善、出力援手的難能可貴的事跡，即使是對自己的同輩同事。據我所知，當時有一位老學者正專致於翻譯一種古代經典文學，由於他本來是英文系出身的，自然就不免借助與參考英文譯本，本來，他早年能寫一手漂亮的散文，到了年邁失聰的高齡，文筆也就不那麼潤澤了，為了使他的譯品無愧於原文的經典，卞之琳作為一室之長，慷慨援助，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用他那十分講究的文字功夫，為譯稿做了不少加工潤色，真正做了一次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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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革命潮流不斷湧動，不斷洶湧澎湃的歷史年代里，“翰林院”里安生日子並不太多，書生的書桌經常因大小不同的地震而不安穩，而不平靜。

在“反官僚主義”的整風中，按說，卞之琳是最不追求官氣、是最不擺官譜、最不故作官態的人。當時，至少我個人認為這事不至於會攤到他頭上，可是，沒有想到的是，他竟成了那次整風的重點對象。具體的“導火線”是：此前不久，研究所里根據上級交下來的任務，對外國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進行批判，組成了一個跨研究室的大批判組，指派卞之琳掛帥，參加的有不止一個老文藝戰士，還有一批青年研究人員，任務是要寫出無愧於“翰林院”水平的高質量革命大批判文章。既然參加者構成了一個戰斗隊，甚至是一個“兵團”，完成任務的方式當然就是大家動手，“打一場人民戰爭”。我當時也是這個“兵團”里的一名小兵。但卞之琳自有對策與高招，對他來說是最省時、省力，最能出成效的高招：先是讓群眾充分釋放出其積極性與創造性，放手讓他們去表態、表決心，坐而論道，統一認識，制定提綱，分頭執筆……他自己則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然後，他從幾位高手手里接過來已經完成的批判大文的初稿，就讓整個“兵團”勞逸結合，好好去休整。這一休整就是一個月，一個多月後，他拿出了一份“修改稿”，可大家一看，原來那份初稿連同所有的提綱、材料都一字不剩，全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眼前這一篇大文完完全全，徹徹底底是卞之琳的“個人作品”。完成了“戰斗任務”，交了差，沒有太麻煩革命群眾，最後大文也順利發表了，並且不是以他個人的名義，而是以集體的名義，也許在卞之琳看來，他這是做了一件高風亮節、功德圓滿的事情，但參加“兵團”的老革命、老戰士以及左派看來，他藐視群眾，居高臨下，像貴族老爺一樣，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卞之琳的這個事件就成為了那次反官僚主義整風中的一個主要整治對象。

總而言之，卞之琳在“翰林院”里的這些際遇，與他統領一個人才濟濟的研究室出成果、出人才的業績，明顯有點不相稱。特別是在1963年文學研究所中幾個外國文學研究室終於獨立出來，另行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時候。本來，按卞之琳在外國文學界的學術聲望與藍調卞之琳在“翰林院”里的工作業績，由他出任研究所的所長，是實至名歸的一件事。然而，最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領導上沒有任命卞之琳，而是費了不少時間與氣力，把馮至先生從北京大學西語系系主任的崗位上硬調過來出任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上級領導為何如此舍近求遠的原因，我一直沒有聽說過，長期以來，按我個人猜度，也許是因為“翰林院”里有些人反映卞之琳統領隊伍的方式有點“自由化”，因為他有些名士風度、雅士風度，而這與“官位”是格格不入的，到了八九十年代，我又猜度大概與周揚不大欣賞卞之琳有關，如果那時是胡喬木掌控，也許卞之琳就是所長了，因為胡喬木是很重視與欣賞卞之琳的……

不過，這件事似乎在卞之琳身上沒有起任何作用，他對此好像渾然不覺，看不出他有什麼“心情”，有什麼“情緒”，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他心里並無此志，並無此一預期，幾乎可以肯定

摘自《翰林院內外》，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3月（愛思想網站2014-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