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艾略特將詩人/作家與tradition應具的關系概括為一種“歷史意識”的獲得，即“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13]“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是這一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時間的維度上，他強調的是文學實踐由此歷史意識而具備的當代敏感，在tradition之秩序與個人才能之間指向的是後者，是“真正新的”作品的生成，而在卞之琳這里，則更註重“傳統”之於現代的價值。[14]

其三，卞之琳對“傳統”價值的強調是將之置放在民族/世界的論述框架中，這是艾略特在歐洲文學的範疇之內而帶有普遍主義意味的表述中所沒有的。這實際上延伸了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就表達過的觀點：“我仍然不願取消世界民的態度，但覺得因此更須感到地方民的資格，因為這二者本是相關的，正因為我們是個人，所以是‘人類一分子’（Homaraus）一般。……我相信強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學的一個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沖突，合能和諧的全體，這是‘世界的’文學的價值，否則是‘拔起了樹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還將枯槁了。”[15]

卞之琳不曾就艾略特此文發表過具體的見解，但他在前引文字中表露出來的“傳統”觀不可能不帶有後者所影響的痕跡，如以他在題為《尺八夜》的隨筆中結尾一句話兩相對照即可看出這一點：“嗚呼，歷史的意識雖然不必是死骨的迷戀，不過能只看前方的人是有福了。”[16]事實上，卞之琳恰恰以此表明了他的“歷史意識”與艾略特的分野所在，即雖然反對一味地崇古，然而，正如《尺八夜》一詩所體現的故國式微之思一樣，在卞之琳的“歷史意識”中，有著艾略特文中所無的民族現實境遇的沈重內容，身處大敵臨境的“邊城”北平，巨大的危亡感使他並非從文學史秩序的抽象層面去領悟“歷史意識”，而是自覺融入了對民族文化命運的思考。[17]

應當說上述“傳統”認識框架並非卞之琳所獨有，然而就其詩歌實踐以及日後的有關論述來看，他仍然顯示出某種代表性。首先他很少孤立地去看待新詩實踐中這一問題，而對這一問題所蘊含的西方現代文學的詮釋中介具有充分的自覺，在如何“融會中國傳統和世界現代感應性”問題上，[18]後者乃是基礎，如他論及梁宗岱時所言：“由於對西方詩‘深一層’的認識，有所觀照，進一步了解舊詩、舊詞對於新詩應具的繼承價值，一般新詩寫作有了他所謂‘驚人的發展’，超出了最初倡導者與後起的‘權威’評論家當時的接受能力與容忍程度。”[19]在此意義上返觀他於新時期的開端在《<雕蟲紀歷>自序》中提出的所謂“歐化”、“化歐”和“古化”、“化古”的說法，亦可察覺他以後者為其時仍為主流意識形態所戒備的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流脈張本的小心翼翼的意圖。[20]

其次，在卞之琳這里，“傳統”所具有的內涵以及在此基礎上生發的“化古”意識，在新詩與舊詩關系上，承續了1920年代聞一多對“地方色彩”的呼籲和周作人的“融化”論，就寫作而言也是對它們更為全面和成功的實踐，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聞一多曾經召喚的所謂“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是在卞之琳等“現代派”詩人這里真正得以成為現實，[21]這也是李健吾在後者這里所興奮地發現的：“他們屬於傳統，卻又那樣新奇，全然超出你平素的修養，你不禁把他們逐出正統的文學。……所以最初，胡適先生反對舊詩，苦於擺脫不開舊詩；現在，一群年輕詩人不反對舊詩，卻輕輕松松甩開舊詩。”[22]而在終於“甩開舊詩”的同時，也意味著新詩與舊詩及其美學“傳統”之間一種迥異於五四話語的認知方式開始被普遍接受，即新詩對於“傳統”的“繼承”。這種“回過頭來追求傳統”的認知方式正是在1930年代，尤其是在北平學院文人的氛圍中獲得有力的生長。同時，舊詩的“傳統”被更充分地對象化，與同時期的詩人廢名、林庚（尤其是後者）“以舊詩為方法”的詩觀相比較，卞之琳的方式可以說是“以舊詩為對象”的，在前者那里，古今並無嚴格的區分，舊詩的某些概念體系（盡管已經經過了現代文學觀念的中介）如“質”與“文”等仍然能夠作為一種活躍的詮釋力量參與到新詩的理論與實踐之中，而在卞之琳這里，“傳統”（“古”）已是詮釋和“化”的賓體。[23]

卞之琳晚年的“化古”論述及其內涵

接下來我想從一個較少為人注意的角度來繼續考察卞之琳對於新詩與舊詩“傳統”關系的論述，並將問題延伸到新詩史研究的層面。青年時代“絕不發表主張”的卞之琳，其有關新詩的論述多數都撰寫發表於晚年，在以往對卞之琳和1930年代“現代派”詩的研究中，多把他晚年的新詩論述視為與他青年時代的相關表述具有等同內涵、同時在評價他早年詩歌時其權威性毋庸置疑的敘述，而對其間橫亙的時間/話語作透明性的處理。然而，從1930年代到1980年代，這半個世紀之間所發生的政治、歷史與文學思潮、觀念的變化無疑是巨大的。

對於理解這些論述的意義，兩個時代各自的語境差異是否有必要考慮在內呢？
卞之琳是在《<雕蟲紀歷>自序》中首次提出“化古”這一說法的，這是他在新時期開始前後所發表的最早幾篇文章之一，也是新詩史研究中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獻。這篇序言既為卞之琳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線索，乃至奠定了新時期以來卞之琳研究的一些主要命題的基礎，他對自己寫作特征、藝術追求的一些概括，如“小處敏感，大處茫然”、“化歐”、“化古”，都已成為不刊之論，同時它對1930年代“現代派”詩歌的研究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是這方面研究中被引用頻次最高的文本之一。但它的話語構成的復雜之處卻迄今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夠重視。[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