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初衷是, 在我完全忘記之前, 記錄我最初接觸暴力和色情時的感覺。但是, 當我寫到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發現, 已經寫晚了。盡管我有小時候的八本日記, 有二十三歲的時候寫的一個兩萬字中篇小說, 但是, 我想那個姑娘的時候, 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鐘一百二十次, 手指再也不微微顫抖。王朔寫《動物兇猛》的時候, 也反復在正文里懷疑並否定自己記憶和敘述的真實性, 以致息淹雄心, 把一個長篇的好素材弄成個中篇, 硬生生結了尾巴。 

我想到的補救辦法是, 全篇引入成年後回望少年時代的視角：書中的少年人偷窺當時周圍的世界, 寫書的中年男子二十幾年後偷窺書中的少年。姜文拍《陽光燦爛的日子》, 在結尾用了一點點這樣的處理：加長卡迪拉克轉上建國門立交橋, 長大了的混混們喝著人頭馬XO, 看見兒時的傻子騎著棍子走過, 傻子對他們的評價依舊：傻逼。

《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初稿完成, 我換了工作, 換了城市。原來在北京的房子大, 四壁都是書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來的廁所大點有限, 睡了人就不能再放書。我把所有的書裝了四十四個大紙箱, 四噸多, 堆到大哥家某間十幾平方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嗎？”我問。 

“沒問題。塌了也砸死樓下的。”我哥說。

我大哥賦閑在家, 我說, 別無聊, 你每年打開一個書箱, 全部讀了。四十四箱書讀完, 你就成為了一個幸福的人, 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一個快要告別人世的人。 

在書籍裝箱的過程中, 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 搞不清楚是過去的情書還是無病呻吟的文字, 反正都沒興趣, 飛快收拾起來, 免得老婆看見生事兒。有過教訓：我一個學計算機的朋友, 被老婆發現他大學時代寫給其他姑娘的情詩, 勒令三天之內寫出十首新情詩獻給老婆, 要比舒婷寫得好, 詩里還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時候, 我明白, 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談論這個主題, 忽然想起那些手稿, 想找出來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廢物利用。於是, 2004年3月, 在我滿三十三周歲之前, 我發現了一部我十七歲時候寫的長篇小說：藍黑鋼筆水寫滿的三百二十七頁淺綠色稿紙, 封存在一個巨大的牛皮紙袋子里, 竟然是個結構和故事極其完整的長篇小說, 不可割斷, 不可截取, 《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幾乎一點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