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在建構了情動政治學的基本框架後，我們需要仔細探討這一理論的可能性與限制。首先，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馬蘇米的情動理論與史賓諾莎的實體論有著有趣的呼應。在史賓諾莎的觀點中，上帝並非一個超然於世界之外的實體，而是分散於萬物之間的實質，萬物的總和即是上帝。

而馬蘇米更進一步，主張主體間的情動互動是開放且無上限的。如果以《聖經》的比喻來說，這種情動的互動如同受造物之間建構了一座通天的巴別塔。對此，馬蘇米持正面的肯定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馬蘇米特別強調情動的「事件性」。情動不僅發生於主體之間，更重要的是，它始終在特定的事件中展現，因此具有不可預測性和創造性。這正是他重視微知覺與微政治的原因。然而，這套理論框架也面臨幾個重要挑戰： 

1.群體形成的倫理標準不明確

馬蘇米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透過情動管理將人類物化（thingification），而我們需要透過「脫逃」來恢復人的價值。然而，這種以群體形成來抵抗資本主義的策略並不無瑕疵。歷史上，三K黨、納粹黨與共產黨也都是群體，其成員同樣經歷了某種「成就」與「調適」。雖然馬蘇米提及微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但並未提供明確的標準來區分「良善」與「有害」的群體形成。

2.資本主義的簡化問題

將資本主義視為外在於人類的「非人怪物」未免過於簡單化。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人類的創造物，直接將其斥為「非人」並無助於解決問題，因為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正是人類自己。儘管馬蘇米認識到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生命形式」，但其「脫逃」概念顯得過於樂觀，缺乏實踐性。

3.對理性角色的低估

馬蘇米過於強調情動的重要性，似乎將理性決策置於次要地位。他或許會辯稱，自己並未否定理性，而是主張理性本身根植於情動之上。確實，一個人的「理性」觀點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經歷與創傷的形塑，因此馬蘇米反對將心智理性與身體經驗對立起來的觀點，確實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經歷相似創傷的人可能會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有人從中反思並提出超越之道，有人則在深淵中越陷越深。如果僅將這種差異歸因於其他情動事件中的不同經驗與創傷，恐怕難免讓人覺得這是一種「包牌式」的解釋，未能真正回答理性如何在創傷與情動的基礎上發揮作用的核心問題。

4.個體自由與集體性的緊張關係

強調集體性時，個體的自由往往受到壓縮。雖然馬蘇米試圖透過「差異性調適」來解決這一問題，即「我們都一起置身事件中，但又彼此有差異。我們每個人本來就具有不同的傾向、習慣與行動潛能。」然而，當群體形成某種共識時，個體行為往往被集體情境所約束。這種由作者定義的集體自由，對個別行動者來說，可能更像是一種壓迫。

儘管如此，馬蘇米的情動政治學依然為我們理解當代政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而其提出的「激發潛能的限制」概念尤為有趣：「假如什麼都可以，就不會有任何成果。我們設置的是激發潛能的限制，充滿詩意及過程性，把某些條件置入設計好的機制中，目的是讓創造性的互動發生，有點像組織性的即興。」

或許，讓隨性與隨機交織，任由熵無拘無束地碰撞，激發出新的「大霹靂」，這種充滿不可預知性的自然演化，正是馬蘇米所期盼的未來圖景。（摘自：皋月·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2024/11/25 https://vocu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