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19世紀提出的「詩是生活的批評」（Poetry is a criticism of life），絕非字面上對社會瑣事的「批判」或「寫實記錄」，而是一種深層的價值重構。

以下針對您提到的三重關係進行更深度的解析，探討阿諾德如何將詩歌提升至「文明救贖」的高度：

1.詩不是感情自洩：對抗浪漫主義的「混亂」：阿諾德反對浪漫主義後期那種過度沉溺於個人情緒、漫無目的的自我表露。…

To My Rangoon Creeper by Susan P. Blevins

There’s a sadness to your

fallen petals round my door

your color faded, from bright

red, to pink, to white, your

heady fragrance almost dissipated…

愛墾APP:感覺、感受與…

愛墾APP:有點道理，更多是痛

深夜的眼淚比白天的笑容更加真實，

清晨的沉默比黃昏的告別更加悲傷。

離開比遇見更能看清一個人的內心，

相處比分開更能見證兩個人的愛情。

書信裡的告白比面對面的更勇敢，

夢境中的擁抱比現實裡的更溫柔。…

維柯的《新科學》（La Scienza Nuova）雖然沒有直接對「夢」現象展開詳細討論，但在他關於詩性智慧（sapienza poetica）的探討中，可以找到與夢境現象相關的隱含聯系。維柯的思想集中在早期人類如何通過詩性智慧與神話像徵等方式去理解世界，這與夢境中的像徵性思維和原始情感體驗有一定的相似性。

詩性智慧與像徵性思維…

 21世紀起的後現代實驗文學，充分利用各類圖文符號，激活人的感知體驗、情感和認知加工；這類文學的日漸興盛也充分說明了多模態符號體認性對文學的影響。 因此，我們有必要拓寬體認語言學的外延，從廣義的符號層面，考察體認的過程；如針對後現代實驗文學的多模態組合特征，闡釋該類文學得以產生、接受、形成獨特文學樣類背後的體認機制；通過透視讀者的閱讀體驗和認知加工過程，揭示多模態文學交流背後的規律性特征。 這一「多模態體認詩學」的研究路徑是對語言及其他符號體認性的有力補充，有助於更加全面立體考察語言及多模態符號交際全過程中的體認性，揭示符號的人本性、唯物性和互動性本質。

其次，豐富體認語言學的理論蘊含。 體認語言學傾向於在人類群體意義上闡發體認的意義，多模態體認詩學則可以關注真實、個體讀者的體認經驗，即關注真實的沉浸於文學作品中的真實讀者，考察他們沉浸於文學自然閱讀過程中的真實體認過程。…

其次，讀者個體也可以看作一個高度複雜的動態系統，對多模態符號的閱讀理解過程本身也受個體、社會、認知、文化和環境等多因素的影響。 如在識讀魯賓（Robin） 的花瓶圖像（圖4：）時，某人可能第一眼傾向於解讀為「看到了一個置於白色背景的黑色花瓶」，而另一個人則解讀為「黑色背景下的兩張白色面孔」；「圖像閱讀並沒有線性結構的強制要求，即讀者具有主體性選擇，當然即使有個體差異，在特定社會文化群體中，也一定有規律性體驗閱讀路徑」（Gibbons，2021：14：）。 因此，他們又都可以在這兩種解讀之間任意切換，體現了讀者體驗的個體性差異。

圖4：　魯賓的花瓶圖像（吉本斯，2021：35，源自 Rubin，…

戴維森步伐緩慢，但是十分堅定，雙手交互爬行上了梯子……他仍然繼續攀爬，最終他的堅持不懈有了回報，爬行了大概半個小時後，他終於爬完了梯子的最後一根。 幾秒鐘過後，他站在一個非常……（DanieleWski， 2000： 4：00；吉本斯，2021：58）

顯然，這段文字被排列為一個梯子的形狀，從底部一行開始，每個橫檔錯落排開，在空白周邊的映襯下，深黑色字體形成的橫檔越發突顯，如同一架梯子斜依在牆上。 文字的排列順序和空間擺放方式，決定了讀者的閱讀方向和順序：自下而上，從左到右，這一順序與人物的攀爬動作一致———從低到高。 可以說，讀者在視覺符號的引導下，眼睛緊隨人物攀爬的動作，拾級而上，與人物「亦步亦趨」，一起「攀爬」。 梯子橫檔一級級向上，迫使眼睛不時穿過空白處，形成視覺跳躍（Gibbons，2021：60）。 眼睛發揮「動能閉合」（Kinetic…

在文字和視覺模態的協同作用下，讀者「多模態器官」體驗且認識到身體與書籍之間不僅是概念上的跨域映射關係，也是自己身體和心理互動體驗下的「合二為一」。 這一實例完美地揭示了多模態文學對多模態體認的「前景化」調用，突出了體認的多模態性。

1. 2 體認的交互性

體認語言學在闡述其核心原則「現實—認知—語言」時，格外強調體認的「互動性」：一是人通過對外部現實世界（包括自然、社會、文化等）直接感性接觸所產生的互動體驗，二是人在外界感性接觸基礎上進行的認知加工。 從「體的互動體驗」到「認的認知加工」，再返回到體驗，循環升華 （王寅，2020: 22）。 從語言的產生、語言的發展到語言的習得都是以人的體認為基礎的（林正軍 等，2021），「現實」「認知」和「語言」之間的互動推動了語言的產生和使用。…

 當然，多模態體認過程研究的前提是認知詩學的基本主張———文學是「人類經驗的一種具體形式」（Gavinsetal，2003：1），「文學研究可向我們揭示認知實踐，借此我們不但可以閱讀文學作品，還可以感知和理解世界」 （Gibbons，2021：26）。 多模態認知詩學認為「人們不僅通過語言，而且也通過視覺、聽覺和心理等其他方式接觸世界」 （Gibbons， 2021：38），因此，多模態認知詩學把研究焦點確定為讀者對多模態進行理解和體驗的複雜動態過程，並運用科學的方法對該過程進行動態描述。

多模態文學傾向於突出符號的物質性和意義理解的多模態性，往往通過調動讀者的身體參與，誘發和強化心理體驗。…

另一方面來看，體認語言學（王寅，2014：）無論是在理論建構，還是個案分析及應用方面，都得到了蓬勃發展。 體認語言學對語言的各個層面都展示出了強大的闡釋力，如轉喻（魏在江，2019）、指類句（雷卿，2019）、兼語構式 （劉雲飛，2019）、名謂句 （帖伊 等，2019）、虛擬位移 （張克定，2020）、歇後語（王寅，2020） 等。 筆者認為，體認語言學不但精確概括了語言的本質，其基本觀點和核心原則對其他社會符號也有強大的闡釋力。 例如，在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中，人們用於社會交往的各類手勢、視覺符號乃至聲音，更是在人與現實世界體驗互動和認知加工過程中形成的，兼具認知性和社會性。 之所以能夠進入社會交際，正是因為這類對複雜現實進行簡約性表征的非語言符號也是「來自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互動，來自人對這些互動的體驗和認知加工」 （牛保義，2021：28）。…

摘要：本文把多模態文學的認知研究置於體認語言學理論視域，考察多模態文學交流的體認性特征，提出構建和推動「多模態體認詩學」的研究設想。 多模態文學的認知研究結合具體文學作品揭示了多模態文學交流過程的多維體認特征。一方面，多模態文學符號也與語言符號一樣，具有認知性、社會性和文化性，其交流過程也涉及身體體驗和認知加工的循環互動；另一方面，多模態文學交流過程中的體認特征也體現出一定的獨特性，即體認的多模態性、多維交互性和複雜系統性。 為此，本文提出應從拓寬體認語言學的外延、豐富體認語言學的理論蘊含、推動體認語言學和詩學的交叉融合三個方面，推動「多模態體認詩學」研究。 本研究從文學和語言學跨學科視野，探討人類符號交際的體認性，有助於在後現代語境下切實推動多領域的互動交流對話，踐行體認語言學的後現代主義哲學觀，推動學術研究的開放多元。…

書寫主體同時也包括了非意識領域，這個領域並不受制於壓抑，但也未到達意識領域。這是主流意識形態所覆蓋的領域：神話和偏見的整個系統呈現出我們在某個特定中心內部對社會和自身所處位置的觀點。它包含了所有我們認為理所當然而從不會去質疑的事物，因為我們假定它們是真實的，卻並沒有意識到它們並非真理，而是服務於當權的組織、階級和政黨的精心構建。過程本身是複雜的，因為作家同樣意識到自身處在歷史的某一時刻，遵照歷史的動力和趨勢，並對其做出反應甚至是抵抗。克里斯蒂娃對書寫過程的分析，具體表現在她對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分析中。他們的影響，同樣可以在現代美國文本中找到，如福克納的作品《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 Absalom!）。…

而我，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將提出一些建立在對克里斯蒂娃理論研究基礎上而得出的結論。

首先，跨學科研究的需要，與我們不能為文學提供一個嚴謹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概念直接相關。俄國形式主義者嘗試對文學進行界定，其他理論學派也做出了努力，但是最終都是徒勞的。在羅得費·扎德（Lotfi Zadeh）的術語Lotfi A.Zadeh, al.eds., Fuzzy S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Cognitive and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ic…

克里斯蒂娃運用了索緒爾和皮爾斯的理論，此外，本維尼斯特的語言學理論相較於二者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本維尼斯特去世後出版的一本紀念文集中，克里斯蒂娃發表了一篇論文，在其中她提到了語言學的發展趨勢：「排除掉對任何不能系統化、結構化、邏輯化到某種正式的實體領域的探究。」盡管本維尼斯特卷入了同樣的趨勢中，「但是將語言這一對象向實踐領域敞開，語言在實踐中實現自身，超越語言，在語言的基礎之上。語言作為一種整體的對象，要麼相關的，要麼呈現出問題」Julia Kristeva, Jean-Claude Milner et Nicolas Ruwet, eds.,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Éd. du Seuil,1975, p.230.。克里斯蒂娃除了認為考慮主體和歷史對於正確的文本分析是必需的，還同時提倡打破孤立相關的領域之間的壁壘。…

我們應該清楚，克里斯蒂娃不能被稱為形式主義者或者結構主義者。俄國形式主義者本身，事實上，在早期的、看似絕對的形式主義之後（形式主義這個稱呼，最初是它們的敵對者所使用的帶有輕蔑意義的術語），便開始向傾向於社會學的方向進一步發展演變。而大多數的法國結構主義者，除盧西安·戈德曼之外，都傾向於將歷史擱置在一邊，更不用說皮亞傑（Jean Piaget）理念中的認知主體。正如在這本譯著以及先前的克里斯蒂娃譯著中所能看到的，克里斯蒂娃將文學和歷史著作的歷史維度考慮進來，同時分析了主體的角色。盡管這一主體在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是一種異質的主體。



詩性語言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在此處並非因果，也非直接關聯。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紐帶所涉及的內容與薩特在闡釋「介入」…

愛墾評註：創造力研究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理論批評界和知識分子界不容忽視的存在。她也是這一代法國主要理論家中唯一的女性，她的理論成果因挑戰了長期以來男性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思想傳統而更顯矚目。美國學術界對她著作的譯介並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地迅速克里斯蒂娃的《詩性語言的革命》法文版出版於1974年。1978年，德譯本正式出版。英譯本出版於…

互文性理論在談及分析對象時，使用了文本（Теxt）這一術語。這是互文性理論不可缺少的概念之一。“互文性”詞彙本身就是以此爲基礎構成的。從詞源上看，text 源自拉丁語 textus ，指織物，也指編織，聯系、結合。從這個角度講，文本也暗含了材料引用的過程。而從文本概念的內涵看，早期的文本是文獻學術語，用來指原文。之後結構主義的出現擴大了文本的範圍。比利時哲學家布洛克曼（J. M. Broekman）在《結構主義：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一書中寫道，“直到結構主義出現後，他們的著作（馬克思、黑格爾等）才真正成爲文本。”（布洛克曼 1986：94）1971 年，羅蘭•巴特在《從作品到文本》

一文中爲文本規定了 7…

里特法爾將互文性定位爲“讀者感知”的主要模式和幽默、荒謬、含混、模糊等特殊文學效果的來源。他認爲，每位讀者都具有對一個文本所傳達的信號和按照此文本進行“恰當的”互文性解碼而要求的語言和文化能力。里特法爾提出了“閱讀理論”，指出閱讀過程有兩個階段，“啓發式”的第一階段和“反作用的”、“闡釋的”第二階段。文本的意義只有在第二階段才能夠被確定。里特法爾閱讀理論的核心是“符意”（interpretant），即翻譯文本的表面符號並解釋文本含義的一種符號。借助于皮爾斯提出的符號學三角關係圖，里特法爾提出了文本、互文本、符意的三角關係圖。

互文性理論的提出在西方文論史上意義重大。一方面，作爲理論和批評實踐，互文性爲傳統的文本間關係分析手段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互文性概念提供了一種文本閱讀歷史、嵌入歷史的方式，它使人們從新的角度觀察文學藝術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文本的意義生成、文本的閱讀與闡釋等。…

克里斯蒂娃認爲，“任何本文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對其他本文的吸收和改編。因此，原來的主體間性概念可以被文本間性概念取代。”（Кристева2004：167）互文性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存在關係；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本，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包括先時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對之前引文的重新組織。

稍後克里斯蒂娃在《封閉的文本》（1967）一文中，對互文性進行了定義。“現代符號學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話語，還研究各種形式的符號實踐，這些實踐具有超語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