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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oooi on Sunday

本文從民俗學史的視野,通過梳理維柯《新科學》的關鍵概念,探討《新科學》的民俗學史意義及其價值。“詩性智慧”以想像、理解、移情的方式再現過去的歷史,發掘了被啟蒙思想家拋棄的神話、歌謠、寓言的歷史價值,這些古代民眾創造的民俗文化都具有歷史的真實性。

意大利學者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代表作《新科學》,由於內容豐富複雜,行文瀚漫,前後相互纏繞,盡管已故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將這部艱晦的巨著譯成中文,卻很少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民俗學領域更少人關注。從思想史的視野看,維柯的這部著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發現,在維柯之前,啟蒙運動的歷史觀認為有一組普遍而不變的原則支配著世界,這些規律既支配著無生命的自然,也支配著有生命的自然,支配著所有的社會、時代和文明(伯林,2002:5)。維柯卻提出了一種與啟蒙運動絕然對立的歷史觀,他否認永恒的自然法學說,鼓吹文化獨特性的觀點,宣揚人類社會在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所有活動和表現都具有一種獨特風格的觀點,堅持文化多樣性,他的觀點撼動了啟蒙運動的支柱(伯林,2002:6-7)。維柯將自然過程與人類創造的意誌、思想和想像區分開來,(伯林,2002:134)認為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在那些顯而易見出自人為的建構——藝術作品、政治結構或法律制度,總之,一切受規則支配的學科——中,存在著一個能夠從內部加以認識的知識領域,即人類的歷史。人類歷史不僅像外部自然一樣,是由各種事物和事件、它們的前因後果所組成,它還講述人類的活動(伯林:2002,115)。因此伯林認為,在維柯之後,在一元論和多元論之間、永恒的價值和歷史主義之間的沖突,註定遲早會成為一種關鍵的分歧(伯林,2001:155)

維柯的《新科學》也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民俗學的發展。如果說民俗學的對象是在民眾生活之中,那麽研究民俗學歷史的時候,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意大利的維柯。他把“民眾”當做文化的承擔者、創造者。維柯的思想構成了19世紀初期德國民俗學的學科基礎(松尾幸子,2005)。本文試圖探討的是,《新科學》對於民俗學所具有的學術史意義,以及維柯在研究古代神話中形成的關鍵概念及其相關闡述對於民俗學研究的影響。(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Friday

具體到民俗學領域,維柯的《新科學》究竟具有怎樣的學術史意義?首先,維柯探尋歷史規律所運用的歷史材料以及這些歷史事件的實踐者,奠定了民俗學研究的基本對象。他強調,歷史學家不能也不應該忽視啟蒙思想家已經或者正在拒絕的大眾(popular)傳統(Giuseppe Cocchiara,1981:110)。與啟蒙思想家不同的是,他認為寓言、諺語、軼事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他並不將它們視為人類精神的謬誤(Giuseppe Cocchiara,1981:106)。從象形文字、古樸的歌謠、神話與傳說、舞蹈與律法以及煩瑣的宗教儀式——這些在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看來僅僅是野蠻往昔的無用殘留,或者是一堆蒙昧主義的騙術——中,維柯發現了其中蘊涵的特定觀點,從中追溯人類的成長和發展歷史(伯林,2002:120)。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伯林將維柯的新科學看做是一種反啟蒙的歷史科學,而且認為維柯在反對啟蒙的運動中發揮過決定性的作用(伯林,2002:4)。在一個思想家致力於啟蒙的時代,維柯獨自認識到,歷史的困難在於要在人類想像的最無理性之處揭示其中暗含的理性。在一定程度內,這些想像事實上充當了社會與文化制度結構的基礎,人們又正是能夠憑借著這種社會與文化制度的結構與自然本身同一或對立地過著自己的生活(海登·懷特,2004:69)。“隨著啟蒙運動強調自我反思的理性,它帶來了兩個相互糾纏在一起的成就——傳統的斷裂以及歷史思考的出現。正如Nikolaus Wegman所說的,‘啟蒙的過程使傳統疏離。將現在與連續分離,傳統只是成為過去’。傳統因此變成了歷史知識,不再需要社會的確證”(Regina Bendix,1997:28)。維柯的《新科學》描繪的歷史與啟蒙思想家描繪的歷史不同,他試圖描繪的是各民族在時間上經歷過的永恒的歷史,完全不同於啟蒙思想家的斷裂歷史,這一歷史描繪所依憑的證據是“它過去有過,現在有,將來還會有”的憑證(維柯,1989:164)。這一歷史描繪的原則也成為民俗學區別於歷史學、人類學的主要標誌。民俗學正是一門研究傳承文化的科學,它所研究的對象起源於過去,依然存在於今天的生活,並將延續到未來。

其次,如何理解時空距離遙遠的歷史或者文化?維柯一再強調在上帝才了解的自然世界之外,還有一個人的世界,沒有一種統一科學的普遍性方法可以無所不包地研究人的世界,因為不存在永恒不變的人性。文化的發展也並不是以直線進化的方式呈現,對於與自己時代相距遙遠的歷史與文化,維柯不得不從現代文明人的經過精煉的自然本性下降到遠古那些野蠻人的粗野本性(維柯,1989:159)。維柯關於詩性智慧的理解闡釋,具體實踐了他的獨特方法。盡管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批評維柯詩意地將哲學和科學、歷史學混為一體(海登·懷特,2004:572),但維柯的歷史主義無疑開拓了理解古代歷史、古代文化的新視野,他采用“內部的”、共鳴的視野,以想像、理解、直覺、同情、移情等等方式理解遠古歷史。按照伯林的說法,維柯是希望用一種康德式的先驗方法運用於人類積累起來的古代遺產,他希望理解,神話等古代文化中呈現的特定社會究竟是什麽模樣(伯林,2002:123)。他的這一理解方式,揭示了一種以往未被明確區分出的知識,它後來成長為一棵德國歷史主義的參天大樹,其中包括理解、同情的洞察力、直覺的同情、歷史的移情等等。這種知識是通過我的“內在”狀態或者利用同情的眼光看待別人這種狀態而“直接得到”的知識,獲得這種知識可能需要水平極高的想像力(伯林,2002:139,140-141)。只有努力進入這些不同的精神類型,才有可能理解與自己的時代相距遙遠的歷史和文化,換言之,只有通過想像再現過去,才能進入與自己相異的精神類型。(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5, 2021 at 1:19pm

在“詩性智慧”部分,維柯指出神話故事是想像的“類概念”,神話必然是與想像的“類概念”相應的一些寓言故事(維柯,1989:199)。在“尋找真正的荷馬”中,維柯以阿喀琉斯(Achilles)、尤里賽斯(Ulysses)兩位大神為對象進行了具體闡釋。阿喀琉斯原是史詩《伊利亞特》的主角,希臘人把英雄所有的一切勇敢屬性以及這些屬性所產生的一切情感和習俗,例如暴躁、拘泥、繁文縟節、易惱怒、頑固而不輕饒他人、憑武力爭奪一切權力這些特征都歸到阿喀琉斯一人身上。尤里賽斯是史詩《奧德賽》的主角,希臘人把來自英雄智慧的一切情感和習性,例如警惕性高、忍耐、好偽裝、口是心非、詐騙、愛說漂亮話而不願采取行動、引誘旁人自墮圈套、自欺等特性都歸到尤里賽斯一人身上(維柯,1989:452)。這兩種人物性格是全民族創造出來的,自然具有一致性,共同創造出來的神話構成了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在維柯的觀念中,共同意識是一整個階級、一整個人民集體、一整個民族乃至人類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斷(維柯,1989:103-104),有關這些神祇的故事都是憑生動的想像創造出來的。因此,這些史詩具有了兩種永恒的特性,一種是史詩具有崇高性和通俗性,另一種是這些由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英雄人物性格成為光輝的典範,人們就是從這些典範性的英雄人物性格出發來理解一個民族的習俗。

維柯關於荷馬史詩的研究,強烈地抨擊了以往的學者認為荷馬史詩具有玄奧智慧的虛驕訛見。維柯特別強調,按照詩的本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時既是高明的詩人又是高明的玄學家,因為玄學要把心智從各種感官方面抽開,而詩的功能卻把整個心靈沈浸到感官里去,玄學飛向共相,而詩的功能卻要深深地沈浸到殊相里去(維柯,1989:458)。後人以為荷馬是希臘政治體製或者文化的創建人,是一切其他詩人的祖宗,是一切流派的希臘哲學的源泉,維柯將荷馬還原到歷史的真實世界中,推翻了這些加諸荷馬身上的不切實際的贊譽(維柯,1989:477)。但是,維柯並沒有否定荷馬在人類詩歌史上獨一無二的價值和地位,他指出,在英雄時代的所有崇高的詩人之中,無論就價值還是時間來看,荷馬都是首屈一指的詩人(維柯,1989:187)(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4, 2021 at 9:27pm

尋找真正的荷馬—如果說詩性智慧是維柯理解古代歷史所運用的獨特觀念,那麽,關於荷馬的研究則是這種獨特觀念的具體闡釋。荷馬在他的史詩中創造了眾多的詩性人物性格,英雄們粗魯野蠻,飄忽無常,無理固執,輕浮愚蠢,心智薄弱如兒童,想像強烈像婦女,熱情奔放像狂暴的年輕人,完全不是受過哲學熏陶和開化過的心靈所應有的特征。因此,維柯否認荷馬具有玄奧智慧(維柯,1989:443)。

維柯認為,在荷馬之前已有三個詩人時代,即神學詩人時代、英雄詩人時代以及荷馬時代。神學詩人們自己就是英雄,歌唱著真實而嚴峻的神話故事,英雄詩人們卻歪曲和篡改了這些神話故事,而荷馬則接受了這些經過篡改和歪曲的神話故事(維柯,1989:480)。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賀拉斯在《詩藝》中奉勸詩人們最好從荷馬史詩中借用人物性格,因為賀拉斯認為荷馬以後極難創造出新的悲劇人物性格。沿著賀拉斯的燭照幽光,維柯發現,還有兩種更為深廣的困難也是後世學者無法超越的。荷馬是最早的詩人,為何又是不可企及的詩人?荷馬既然出現在哲學以及詩藝和批評的研究之前,何以竟成了一切崇高詩人中最崇高的一位?而在哲學以及詩藝的研究既已發明之後,何以竟沒有一位詩人能步荷馬的後塵、與之比肩呢?

維柯還是回到詩性智慧的闡釋中來,從已發現的詩的本質即詩性人物性格的產生中去尋找荷馬之所以成為荷馬的證據。詩性的智慧,這種異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開始要用的玄學就不是現在學者們所用的那種理性的玄學,而是一種感覺到的想像出來的玄學。這種玄學就是他們的詩,詩就是他們生而就有的一種功能,他們生來就對各種原因無知,無知使他們對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維柯,1989:181-182)。詩所特有的材料就是可信的不可能(credible impossibility)(維柯,1989:187)。正是人類推理能力的欠缺才產生了崇高的詩,崇高到後來的哲學家們盡管寫了無數的詩論和文學批評的著作,卻沒有創造出比得上神學詩人們更好的作品來,甚至妨礙了崇高的詩的出現(維柯,1989:187)。現代語言中豐富的抽象詞語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抽象思想,使現代人的心智脫離了感官,現代不僅再也無法想像出諸如“具有同情心的自然”那樣巨大的虛幻的形象,也同樣沒有能力去體會原始人的巨大想像力,因為原始人內心世界中絲毫沒有抽象、洗練或精神化的痕跡,他們的心智完全沈浸在感覺裏(維柯,1989:184)。

維柯更多地著眼於探討詩性智慧時代人類的心智特征,考察神話故事中的詩性人物性格是如何產生的,進而從發生學的角度揭示神話、史詩等“真實的敘述”(維柯,1989:454)產生的心理機製。維柯認為,神話故事的精華在於詩性人物性格,產生這種詩性人物性格的需要在於當時人按本性還不能把事物的具體形狀和屬性從事物本身抽象出來。因此,詩性人物性格必然是按當時全民族的思維方式創造出來的,這種民族在極端野蠻時期自然就有運用形象思維的必要。其原因在於人的心智尚不明確,受到強烈的壓縮作用,除非在想像中把個別具體事物加以放大,否則就無法表達人類心智的神聖本性(維柯,1989:455)。正是因為詩性智慧時代人類以形象思維為心智特征,所以,詩性智慧時代,人類的思維只有想像能力,而無反思、推理等能力,在看到個別具體的事物必然渾身都是生動的感覺,用強烈的想像力去領會和放大這些事物,用尖銳的巧智把它們歸到想像性的“類概念”中去,用堅強的記憶把它們保存起來。(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3, 2021 at 3:28pm

發現民眾的歷史—在《新科學》中,維柯始終懷抱一種信念,就是要祛除既已形成的民族的虛驕訛見和學者的虛驕訛見。前者表現在每個民族都自信在世界上是最古老的,後者則表現在,學者們都自以為他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定是從世界剛開始時就已經被人們懂得很清楚了。他批評過去的哲學家們傾全力研究由上帝創造的、只有上帝才了解的自然世界,而忽視研究由人類創造的各民族世界(維柯,1989:153)。學者們的虛驕訛見的近代形式就是17世紀一些關於自然法的理論,他們把任何野蠻行動和簡陋狀態都歸原到自然狀態,認為在自然狀態的人都有一種聽從自然理性支配和引導的能力(維柯,1989:44)。學者們的虛驕訛見所造成的後果是,埃及的高級祭司把埃及的神話故事性的歷史都譯成一種崇高的自然神學,希臘哲學家們把希臘的神話故事性的歷史都譯成哲學(維柯,1989:171),進而遮蔽了各民族歷史的神話故事性起源。維柯足足花了20年的光陰,去發現異教世界中最初的人類思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維柯采用的方法是回到遠古,與古人對話,進入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看來,既然民族世界確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它的面貌也必然要在人類心智本身的種種變化中發現(維柯,1989:164-165)。

維柯並不懷疑人道的創建者們都是某種詩人和哲人,關鍵是哪些人屬於“某種詩人和哲人”?他認為,一切研究古代異教民族智慧的哲學家和語言學家們都本應該從原始人,從這些愚笨的、無情的、兇狠的野獸開始(維柯,1989:181)。他將“新科學”研究的對象定位為描繪每個民族在出生、進展、成熟、衰微和滅亡過程中的歷史,也就是在時間上經歷過的一種理想的永恒歷史。他運用各民族的神話材料作為探討“新科學”的語言學證據,因為這些神話將顯現最初各族人民的民政(civil)歷史,最初各族人民到處都是些天生的詩人。“詩人”在古希臘文中就是“創造者”。偉大的詩都有三重勞動:發明適合群眾知解力的崇高的故事情節;引起極端震驚,為著要達到所預期的目的;教導凡俗人們做好事。這些在大自然面前驚懼不已的古代詩人們一旦憑空誇張地想像出什麽,他們馬上信以為真,最初的異教人類的創建者們一定具有上述本性。維柯想像,當人類面臨大洪水災難的時候,有少數巨人(一定是最健壯的,散居在高山森林裏兇猛野獸築巢穴的地方)對這種他們還不知原因的巨大事變感到恐懼和驚慌,舉目仰視,才發覺上面的天空。由於在這種情況下,人心的本性使人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種效果上,巨人們將天空想像為一種像自己一樣有生氣的巨大軀體,把爆發雷電的天空叫做約夫(Jove,天帝),創造了人類的第一個天神(維柯,1989:182-183)。(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2, 2021 at 10:41am

維柯指出,這些異教民族的原始祖先都是人類的兒童,他們就是以這種創造天帝約夫的思維方式創造了歷史。他們的創造方式與神不同,神是用最真純的理智去認識事物,而且在認識中就創造了事物,而異教民族的原始祖先則是在其粗魯無知中憑借一種完全肉體方面的想像力,他們以驚人的崇高氣魄去創造,這種崇高氣魄偉大到使原始祖先自身都感到非常惶恐(維柯,1989:182)。所有異教民族的歷史都從寓言故事開始,都有其神話故事性的起源(維柯,1989:119)。村俗人們總有製造寓言故事的習慣,他們製造的寓言故事總是圍繞著一些人物,這些人物以某種優點出名,處於某種環境之中,這些故事都是理想的真理,符合村俗人們所敘述的人物的優點(維柯,1989:119)。然而,維柯並不僅僅滿足於揭示神及其神話傳說的產生機製,他更關註的是這些神及其神話在各民族的永恒歷史中所具有的意義。也就是說,這些異教民族的原始祖先創造的歷史是否具有真實性?他們創造的神及其神跡所形成的口頭敘事是否具有真實性?在他看來,凡是民俗傳說都必然具有公眾信仰的基礎;由於有這種基礎,傳說才產生出來,而且由整個民族在長時期中流傳下來,只是由於歲月的遷移以及語言和習俗的變化,原來的事實真相已經被虛偽傳說遮掩起來了。新科學的任務就是重新找到這類事實真相的根據(維柯,1989:105)。維柯要做的是穿越神話傳說,直達歷史的真相。維柯認為,古希臘的寓言(神話)就是這些最古的希臘各民族習俗的真實可靠的歷史。因為諸天神的寓言就是當時的歷史,其時粗魯的異教人類都認為,凡是對人類必要或有用的東西本身都是神,這種詩的作者就是最初的各族人民,他們全都是神學詩人(維柯,1989:9)。維柯在各民族浩如煙海的神話中稽考渺茫的民族起源,而他們的習俗又千變萬化,但維柯還是在人類創造的民族世界中尋找到了各民族發展的普遍永恒原則,這就是“新科學”試圖描繪的永恒歷史的普遍原則。維柯發現,一切民族,無論是野蠻的還是文明的,盡管是各自分別創建起來的,彼此在時間和空間上相隔遙遠,卻都保持了以下三種習俗:擁有某種宗教,都舉行隆重的結婚儀式,都埋葬死者(維柯,1989:154)。這三種習俗奠定了“新科學”的原則:天神意旨,婚姻製及其所帶來的情欲的節製,埋葬和有關的人類靈魂不朽的觀念(維柯,1989:167)。(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1, 2021 at 11:16pm

“我們會驚嘆某道風景充滿詩情畫意,會形容某段生活詩般浪漫,有時還會說某個人很有詩意。”但若要說出詩學這個名詞的概念,可就沒那麼容易了,盡管(或者說由於)該詞在現代文學批判詞匯表中的地位顯赫,即常被單獨使用或附以一補語,如故事的詩學、馬拉梅的詩學、傷感的詩學、激情的詩學等等,但其含義卻並不十分確定,在不同時代有不不同的詮釋。因此有必要作一些回顧,以揭開這一常見卻又神秘的字眼的面紗。

詩歌形象,詩歌破格,詩歌靈感:可以肯定我們完全知道“詩歌的(poetique)
這個形容詞的意思。正因為對此詞有足夠的了解,我們能任意擴展其使用範圍,而不僅僅把它看成是一種語言產品即詩歌。正如瓦萊里(1871—1945年)(Paul Valery)所描繪的:“我們會驚嘆某道風景充滿詩情畫意,會形容某段生活詩般浪漫,有時還會說某個人很有詩意。”

但若要說出詩學(poetique)這個名詞的概念,可就沒那麼容易了:盡管(或者說由於)
該詞在現代文學批判詞匯表中的地位顯赫,即常被單獨使用或附以一補語,如故事的詩學、馬拉梅(Étienne Mallarmé 1842-1898) 的詩學、傷感的詩學、激情的詩學等等,但其含義卻並不十分確定,在不同時代不同的詮釋。因此有必要作一些回顧,以揭開這一常見卻又神秘的字眼的面紗。

瓦萊里是法國公立高中第一位詩學正式教授。這個教授職位其實就是為他量身而設的。這20世紀的詩人曾到希臘文中去,探求法語詞的意思和用法的淵源。他的“文學理論”(une theorie de litterature)對進行作品創造的思維行為(act de l'esprit)和藝術手法(faire artistique) (希臘文為poiein)作了探討。為奠定該理論的基礎,他在教學計劃書中這樣寫道:“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即把詩學看成是與作品創造和撰寫有關的、而語言在其中既充當工具且還是內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狹隘地看成是僅與詩歌有關的一些審美規則或要求的匯編,這個名詞還是挺合適的。”這樣就對詩學的概念做了重要而明確的界定——這個概念便是本書所要研究的,即詩學指文學的整個內部原理。

念應被理解成是對(文學作品)創作可能要求的“一切定義、一切約定及整體聯系和組合方式”的探求。


一個詞的模糊性及其所引起的共鳴


我們剛剛看到,瓦萊里在重新定義詩學時,拋掉了曾流行幾個世紀的“狹義”概念,而回到了詞的本源。這個希臘詞使得詩學(portique)一詞“可發音成詩藝學(portique)”,從而避免了詞義的含混不清。事實上,雖然名詞”詩學”(poetique)是針對整個文學而言,但卻因形容詞“詩歌的”之故而不可避免地與詩歌直接掛鉤,且幾乎一開始就以這一有競爭力的“狹義”而被使用。這個“狹義”詩學即指有關作詩法和詩歌創作的要求與建議的匯編,以及通常在某一場文學運動中製定的種種文體標準。從賀拉斯(Horace)到布瓦洛(Boileau),它更多地被稱為詩藝 (Arts poetiques)


然而這並非盡頭:在上述兩種概念(即理論的和規範的)基礎上,詩學一詞終於在某幾個世紀裏面有了新的解釋,即指一個作家(不僅僅是一位詩人)在創作、選材、確定風格或主題等一系列活動過程中,所作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的整體特征。這個概念在現代文學批判中應用甚廣,它把作者及其作品的嚴刻性置於詩歌(指理論意義上的)以外的文學形式的廣闊空間裏,如此,人們即可以說龍薩(Ronsard)和雨果(Hugo)的詩學,也可說塞利納(Celine)的詩學。
(百度百科)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1, 2021 at 3:02pm

詩性智慧—在神創歷史之外,維柯發現了民眾創造的歷史,應該如何理解民眾在遠古時期創造的歷史?民眾是以一種什麽樣的方式記憶他們創造的歷史?這些是《新科學》探討的主要問題。在維柯看來,既然所有異教民族的歷史都有神話故事性的起源,任何產生或製造出來的事物都流露出起源時的粗糙情況,那麽,就應該根據這種粗糙情況來考慮詩性智慧的各種起源(維柯,1989:171)

維柯因此將詩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種粗糙的玄學(metaphysic)(維柯,1989:175)。在這裏,玄學即形而上學、哲學。

維柯將詩性的玄學看做是詩、偶像崇拜、占卜和犧牲祭祀的起源,詩性玄學正如一個軀幹派生出肢體一樣,從肢體中派生出詩性的邏輯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以及詩性的物理學、宇宙學、天文學、時歷學、地理學(維柯,1989:181,175)

換言之,古代社會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社會制度、宇宙觀等的起源,都是古人運用詩性智慧對於世界的想像與創造。

維柯指出,作為異教世界的最初的詩性智慧,其玄學並不是現在的學者們所用的理性的抽象的玄學,而是一種感覺到的想像出的玄學。這些原始人沒有推理的能力,卻渾身是旺盛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像力。各種感官就是他們認識事物的唯一渠道。這些玄學就是他們的詩(維柯,1989:181-182)。原始人驚懼於自然宇宙萬物的變化,於是用自己的身體感官去想像自然,把天空想像為一種像自己一樣有生氣的巨大軀體,當理性戰勝感性的時候,也就是詩消失的時候。

現代人之所以沒有能力去體會原始人的巨大想像力,是因為抽象的思想觀念限制了現代文明人的心智,抽象的語言抽空了現代人的感性。因此,維柯認為,古人的智慧是凡俗的智慧(詩性智慧),而非玄奧智慧(哲學智慧)。所謂淵博的學者們強加於希臘神話故事和埃及象形文字的一切高深哲學的玄秘意義都是文不對題,因為希臘神話故事和埃及象形文字所應有的歷史意義都必然來自於自然(維柯,1989:188)。

從詩性玄學出發,維柯開始了他的詩性智慧之旅。在語文學的意義上,Logic(邏輯)這個詞來自邏各斯(logos),其最初本義是寓言故事(維柯,1989:197)。詩性邏輯中最重要、最鮮明、最常用的比譬(tropes)就是隱喻(metaphor),隱喻就是使無生命的事物顯得具有感覺和情欲。最初的詩人就是運用隱喻,讓一些物體成為具有生命實質的真事真物,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們也有感覺和情欲,寓言故事就是這樣創造的(維柯,1989:200)。同時,把個別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總體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感性形象的替換就發展成為隱喻(維柯,1989:201-202)。(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10, 2021 at 6:21pm

維柯從詩性邏輯探討語言和字母的起源,在他看來,最初各民族都用詩性文字思想,用寓言故事說話,用象形文字書寫(維柯,1989:213)。由於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恐懼,於是內心世界創造出敬畏天帝的觀念,這種觀念並不是來自推理,而是來自古人的各種感覺。古人對於神的敬畏,就是詩性倫理的起源(維柯,1989:257)。詩性倫理從虔敬開始,虔敬是一切倫理、經濟和民政的德行之母(維柯,1989:258),婚禮便是源於對某個神的畏懼。詩性經濟最初表現在家族之中,在家庭經濟的產生中,他們本著最好的想法實現天神的意旨,創下祖產留與後人。所以在古羅馬神話中,狄安娜(Diana)是第三大神,她代表著最初的人類需要,即水的需要。古人將大地想象為一條巨龍,周身由鱗甲遮蓋(荊棘),長著翅膀。大地頑強地抗拒人類的墾殖,被古人想象成長有九個頭的蛇,砍去一頭,又會在原處長出新頭。人們從麥穗的金黃想到了貴重的價值,進而命名貴重的金屬以及金羊毛(維柯,1989:271-307)。在古希臘的神話中,維柯發現四種英雄式人物性格的標誌突出地顯示了詩性政治,這四種標誌就是:阿波羅(Apollo)的豎琴,美杜莎(Medusa)的頭,羅馬的法斧棒以及赫庫勒斯和安太的鬥爭。豎琴代表法律,美杜莎的頭象征土地的管理權,羅馬的法斧棒代表的是王權,而赫庫勒斯和安太的鬥爭則代表貴族政體下的基本製度的形成過程(維柯,1989:332-340)。在詩性政治的起源中,對天神的崇拜是各種政體最初的首要基礎。維柯運用民俗材料洞察歷史的真正面貌,天才地體現在詩性政治的闡釋方面。希臘神話中塞壬海妖(Sirens)用歌聲催眠水手,然後割斷他們的喉嚨,斯芬克斯(Sphinx)讓遊人猜謎語,殺掉失敗者,諸如此類的神話隱喻,實際上是英雄城市的政治情況。神話中的水手、遊客,都是外方人(hostis),是與英雄競爭的平民們,他們企圖分享英雄獨占的占卜權(維柯,1989:364)。在詩性宇宙中,神學詩人將世界看做是由天空、下界的諸神以及界乎天地之間的諸神組成。神學詩人按照谷糧的收獲,開始計算年歲,他們拿著若干谷穗或者稻草,或者用若干次收割動作來代表若干年歲,古希臘的詩性時歷是在農神之後才產生的(維柯,1989:409-415)。古人描述未知或遼遠的事物,總是利用熟悉的或身邊的事物的某些類似之處,因此,最初的詩性地理都局限在有限的地理空間範圍內(維柯,1989:417)

在神話故事的考察中,維柯發現了一種與哲學家們的理性智慧完全不一樣的詩性智慧,如果說前者是人類智慧的理智,那麽,後者則是人類智慧的感官。詩性智慧以粗糙的、樸野的、充滿敬畏的方式,通過人類感官的渠道,創造了各門科學的世界起源,描繪了人類智慧的大致輪廓。(劉曉春,2006,《維柯的“詩性智慧”──民俗學史的視野》,原刊於《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註釋請參見紙媒原刊。)

Comment by moooi on September 9, 2021 at 9:01pm

徐玉諾《春天》

落在田間小樹上的小鳥唱道:

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

放大紅的花牡丹,

黃色甘美的小櫻桃。

伏在田邊的小草,揚起小小的面孔來,唱道:

喝不盡甘露,

好溫柔的春風;

美麗呀,我的衣裳飄揚在空中。

騎在水牛背上的小孩子拍著他的兩腿,很浪漫的唱道:

沐浴呀,我們要沐浴了。

呢呢,呢呢 ……

我的小牛是很好的;

他會自己喝水,

他會自己吃草。

------ 唱著,把牛趕進淺湖裏。

失望的哲學家走過,

逗留著無目的的尋求;

摟一摟亂髮,

慈祥的,端詳著小孩子,小鳥,小草 ……

仿佛這 …… 告他說虛幻的平安。

倦怠的詩人走過,

拈一拈他的眼淚,微笑蕩漾在枯皺的額上;

仿佛這點綴了他夢景的美麗。

一九二二,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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