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一下斯密對政府起源的論述, 我們能夠感受到這兩位思想家在政府論上很多類似的主張, 尤其是關於財產權與政府的論述[10]23。斯密同樣承認：一切民事政府的產生, 其目的都應該是「維護國家成員中間的法律正義, 防止社會成員遭到同一個社會中的其他社會成員的侵害, 也就是說, 保護每個人的完全權利。一旦一個人所擁有的權利以及公正地從他人那裏要求的權利被剝奪, 尤其是當我們無緣無故傷害他時, 法律正義就被違背了」 (1) [11]7。可見, 斯密同樣將政府與執行正義關聯起來。而且, 斯密指出, 在政府的組建原則上, 權威和效用是兩個重要依據 (2) [11]401。在效用或利益這一點上, 休謨和斯密的觀點是相同的。

但與休謨不同的是, 斯密一如既往地將政府的起源置於歷史之中加以論述, 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就此論述過[10]23, 此不贅述。同樣需要注意的是, 斯密對服從的論述也是從同情出發的。在休謨那裏, 人們服從政府是因為這樣的行為能夠為自己帶來利益, 但在斯密那裏, 服從並非出於這些利益或好處。對權威、高位者的服從只是出自人們對權貴們的天然的羨慕、欽佩、順應之情, 而非出於某種好處的考慮, 是「由於我們對高位者的同情大於我們對地位同等或低下之人的同情而產生的：我們羨慕他們的優越處境, 愉悅地同情這種處境, 而且力圖提升這種優越地位」[11]401。這種「羨慕」沒有多少功利色彩的期望, 只是人類的天性使然；也正是人類順應附和有錢、有權之人的一切激情的傾向, 構成了地位差別和社會秩序的基礎。可見, 斯密無時無刻不以「同情」這一他已確定的人類秉性來解釋社會。

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 休謨和斯密的正義論已然體現在他們對財產權與政府起源的論證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 他們對財產權的論述表明了人們在經濟生活中所應遵循的法則, 而對與財產權相關的政府的論述則表明了人們在政治生活應該遵守的法則。在休謨的論述中, 利益或利益的激情是經濟正義和政治正義法則的重要依據；而法則的形成則依賴於人們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同情和共識, 若沒有這樣的同情和共識, 人們很難達成協議, 也就很難產生正義法則了。而斯密的歷史論述則與休謨的正義論遙相呼應, 為休謨未曾展開的歷史推測過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證。不過, 在斯密自己的道德哲學中還有一種正義論, 在法律意義上遠比休謨的正義論更明確。這就是法律正義。

盡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述的正義不僅包括法律正義———《法學講義》的主題之一, 還包括倫理意義上的正義, 比如仁慈, 但他主要針對的是由「侵害」所引起的正義和非正義的行為。因此, 斯密將正義定為「消極德性」, 而仁慈則是「積極德性」。我們可以從斯密對正義與仁慈的對比中理解這兩類德性。斯密說, 盡管缺乏仁慈的人不會受到懲罰, 但踐行仁慈的人則理應受到最高的獎賞；違反正義的人會遭到懲罰, 但遵行正義準則的人卻似乎不應得到任何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