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所說的這種「關心」並不是熟人、朋友間的關心, 而是最一般、最普通的同胞之感。斯密特意排除「那些特別細膩敏銳的情感」, 而將這種關心視為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同胞之情, 其目的在於說明, 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在維護正義、懲罰非正義行為時並不需要具備超出尋常的同情能力, 只需要一般的同情能力即可。這種同情是任何人都具備的, 哪怕是十惡不赦的惡棍, 也具有這樣的同情, 它是人的秉性之一。在斯密的法律正義中, 這位裁判並不是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中所描述的詩人裁判、文學裁判———這種裁判「並不追求中立性,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們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明智旁觀者, 要求而不是禁止同情地理解存在價值預設的人類事實」[1]121；而是一個具有一般同情能力的普通人, 他/她只需對他者懷有基本的同胞之情, 便能夠感受、體會同胞的情感。恰是這樣的普羅大眾, 成了斯密法律正義的旁觀者和裁判, 也正是這樣普通的裁判使法律正義能夠得以普遍施行。可以說, 這位旁觀者的產生是斯密對正義論的重要理論貢獻。

顯然, 休謨和斯密同時運用了「旁觀者」和「同情」這兩個概念, 其相同之處是, 兩位思想家都注意到, 作為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的旁觀者直接影響道德的贊同與否；其不同之處是, 兩位思想家對同情的理解和運用並不相同。正是這些異同使他們的理論形成一種很有意思的互文。在休謨的正義論中, 利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正義的產生與執行都與利益相關。他將正義的起源與財產權的起源關聯在一起, 而財產權是以人們對利益激情的同情共感為基礎的, 它的產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而正義的執行則與政府的起源和功能密切相關, 政府的合理性就在於人們對共同利益的承認和認同, 同樣, 正義的執行隨政府的歷史演變而產生不同的形式。斯密將財產權和政府的產生、演變作為其法律正義的重要內容, 而他將這部分內容置於歷史中加以考察, 恰好與休謨的論證相互呼應。與此同時, 斯密在其道德情感理論中翔實闡釋了法律正義, 成為後來司法領域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

經濟正義、政治正義、法律正義最終都建立在人類的情感基礎之上。在休謨那裏, 人們通過對利益的激情的同情共感來判斷自己的行為；在斯密那裏, 是通過與旁觀者同情共感來獲得對自己行為的認可。兩者雖然不太相同, 卻都有各自的評判標準。這些標準並不隨著情感的不穩定發揮而毫無定律, 而是在情境的、經驗的同情共感中獲得認可與執行。

三、結論

綜上所述, 正是在情感的基礎上, 休謨和斯密論證了經濟、政治和法律生活中的正義, 展現了公共生活中的社會正義。這樣的正義屬於每一個具備一般同情能力的普通人, 每個普通人都可以成為公共生活的裁判和法官。努斯鮑姆重新發掘的詩性正義給讀者留下太多的疑問。其實, 詩人氣質的法官或立法者的形象並非努斯鮑姆的首創, 他/她一直根植於英國的歷史傳統之中。雷蒙·威廉斯早已發掘出這段歷史, 他認為雪萊在《詩辯》中所描述的詩人令人痛苦。「擁有高度想像技巧的人突然變成了『立法者』, 而此刻現實中的他們卻恰恰遭到放逐。雪萊文中把詩人稱為『未被承認的』立法者, 也只能是在理論上應該得到承認的事實, 這其中也包含了一代人痛切徹骨的無助感。」[14]58詩人立法者高遠的見識在芸芸眾生中無助地存在, 這種情形實在令人扼腕。然而, 正義的執行在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眼中並非如此虛妄, 它根植於旁觀者的一般同情之中。換言之, 正義根植於公民社會———每個陌生人都包括在內———的公民同胞的同情共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