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發展的階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決定的。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關鍵哲學家；（二）有決定性影響和有分量的哲學著作；（三）重大的理論爭論的內容及其結果；（四）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歷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呈現非常明顯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復性’，對哲學思想的創造活動，提供了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精神力量；但是，同一般歷史一樣，思想史和哲學史也經常走回頭路，在不可預測的力量的影響下，往往出現多次重復、回歸、退後、迂回、旋轉和‘反芻’，使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既顯示歷史延續性的特征，又展現斷裂、重疊、偶然性和突發性的特殊軌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西方哲學思想演變過程中，就其社會基礎而言，有兩個重要的分水嶺：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八十年代末發生的五大歷史事件：(1)全球化和消費文化的洪水般泛濫、(2)蘇聯東歐國家集團的垮臺、(3)歐盟的擴大、(4)基因工程和電子數碼化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5)恐怖活動及突發性社會和自然災害事件的頻繁發生。

 如果說，1968年學生運動充分暴露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總危機的話，那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發生的上述五大歷史事件，則成為當代哲學理論探討的最重要的社會文化土壤，並把1968年後所顯示的西方哲學思想的矛盾及其解決的可能性，具體地在新世紀的人類文化平臺上展現出來。

 正是在總結1968年學生運動和80年代末的五大社會事件的歷史經驗之後，西方哲學全面地反省西方傳統的根本問題，即主客體的相互關系以及由此建構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基本原則，使近半個世紀以來，由現代分析哲學、現象學、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新文化符號論所集中批判的哲學傳統，進一步得到全面的更新，也使之從原有的‘主客二元對立’模式、人本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約束中解脫出來，重新探索新世紀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創造可能性。

 當然，當代西方哲學的理論探討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各個卓越的哲學家個人的思想創造能力、個人的理論旨趣及其思想風格。在這方面，思想家的個性、才華及其獨特性，含有很大的偶然性、神秘性和誘惑力，是無法從社會文化基礎的總體角度來分析的。

 在當代西方哲學理論探討中，做出重要貢獻的思想家，除了原來屬於上一代、並在當前哲學創造中繼續發生重要影響的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漢斯·約納斯(1903-1993)、福柯、德裏達、克勞特·勒福特(Claude Lefort, 1924-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海拉裏·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 )、艾耶爾(Alfred Jules Ayer, 1910-1989)、尼克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迦達默(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保爾·洛朗琛(Paul Lorenzen, 1915-1994)、卡姆拉(Wilhelm Kamlah, 1905-1976)、伊爾丁(Karl-Heinz Ilting, 1925-1984)、庫諾·洛朗茲(Kuno Lorenz, 1932-1994)、布魯門貝爾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莊·弗朗斯瓦·利歐塔(Jean-Fran?ois Lyotard, 1924-1998)、姚斯(Hans Robert Jau?, 191-1997)、哈伯馬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米歇·昂利(Michel Henry, 1922-2002)以外，新冒現出來的思想明星，在法國，有莊·呂克·馬裏墉(Jean-Luc Marion, 1946- )、賈克·達敏尼奧(Jacques Taminiaux)、艾麗安·埃斯古巴(Eliane Escoubas)、馬克·裏希爾(Marc Richir)、莊·弗朗斯瓦·古爾丁(Jean-Fran?ois Courtine)、約斯琳·貝努瓦(Jocelyn Benoist)、斐利普·索耶(Philippe Sollers, 1936- )、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 1937- )、莊·呂克·南西(Jean-Luc Nancy, 1940- )、柯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貝爾納特·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évy, 1948- )、阿蘭·雷諾(Alain Renaut)、德尼·康布斯納(Denis Kambouchner)及弗朗斯瓦·拉呂爾 (Fran?ois Laruelle)等；在德國，有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 Sloterdijk, 1947- )、米凱爾·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 1932- )、赫爾斯特(Detlef Horster)、馬爾登(Ekkehard Martens)、曼弗列德·李德爾(Manfred Riedel, 1936- )、弗裏特裏希·卡姆巴爾德(Friedrich Kambartel, 1935- )、施威默爾(Oswald Schwemmer, 1941- )、彼得·雅尼斯(Peter Yanich, 1942- )、居爾根·密特爾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ss, 1936- )、阿瑟爾·荷內克(Axel Honneth)、奧德弗裏德·赫弗(Otfried H?ffe, 1943-)、喬治·墨格爾(Georg Meggle, 1944-)、漢斯·約阿斯(Hans Joas， 1948-)、克羅爾斯·奧弗(Klaus Offe, 1940- )、阿爾布列斯·維爾默(Albrecht Wellmer, 1933- )、巴基斯(Günther Patzig, 1926- )、圖根哈特(Ernast Tugendhat, 1930- )、羅伯特·斯貝曼(Robert Spaemann, 1927- )、赫爾曼·呂伯(Hermann Lübbe, 1926- )、奧多·馬瓜德(Odo Marquard, 1928- )及克勞斯·貢德爾(Klauss Günther)等人，而在英、美、加等英語國家，有阿拉斯代爾·麥凱因戴爾(Alasdair MacIntyre, 1929- )、約納丹·伯內特(Jonathan Bennett, 1930- )、克裏普克(Saul A. Kripke, 1940- )、羅迪(Richard Rorty, 1931- )、諾奇克(Robert Nozick, 1938- )、托馬斯·納吉爾(Thomas Nagel, 1937- )、理查德·蒙達戈(Richard Montague, 1930- )、尼克拉斯·雷舍(Nicholas Rescher, 1928- )、約翰·席爾勒(John R. Searle, 1932- )、卓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托馬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戴維斯·路易斯(David Lewis, 1941- )、泰勒(Charles Tylor, 1931- )及達尼爾·德內特(Daniel Dennett, 1942- )等；意大利則有吉亞尼·瓦迪摩(Gianni Vattimo, 1936- )、艾柯(Emberto Eco, 1932- )及埃馬努爾·舍韋裏諾(Emmanuel Severino, 1929- )等。

 這一群哲學新秀，大部分可以歸納到現象學、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分析哲學、新符號論、新生命哲學及建構主義等派別，但也有一部分，例如德國的斯洛德岱克和法國的弗朗斯瓦·拉呂爾等人，拒絕隸屬於特定派別，在理論上，既不堅持固定不變的體系，也不原意限制在傳統哲學的範圍內，寧願在多學科的‘無邊界’領域中遊蕩反思。他們的大多數，散布在西方各國各地的大學院校、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學術雜誌及學術檔案館。在新的世紀內，正是他們，推動或將推動未來西方哲學的再改造和重建運動。

 除了人物方面的不斷更新，當代西方哲學界還連續發表了一系列帶有時代裏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不僅在哲學界，決定了思想發展的方向，而且，也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01年12月，法國哲學會(L’Association de la philosophie francaise)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法國哲學會在它所舉辦的紀念會上，總結和討論了當代法國哲學的主要成果及其基本經驗。會上，本屆哲學會主席、巴黎大學哲學教授及法國精神與政治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院士布爾喬亞(Bernard Bourgeois, 1929- )，發表了題為〈哲學會的青年時代〉(Jeunesse d’une société)的學術報告，總結了法國哲學會第一個三十年的基本歷程及主要問題，然後，大會主席團，委托哲學會副主席聖舍寧(Bertrand Saint-Sernin)教授，向大會提出供大會進行公開爭論用的討論主題草案(problèmes ouverts)，建議與會的哲學家們，圍繞這些主題，一方面總結法國哲學近一百年來的成果，另一方面探討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聖舍寧教授所提出的討論主題草案，包括二十個子題，按自然哲學(Philosophie de la nature)、精神（心靈）哲學(philosophie de l’esprit)、行動哲學(philosophie de l’action)和宗教哲學(philosophie de la religion)四大領域進行分類。在展開討論時，大會更具體地圍繞科學哲學、心理學、美學、哲學教育、一般哲學、形而上學、宗教哲學、政治哲學、道德等領域的問題。最後，大會圍繞“這個世紀需要什麽樣的哲學”(Quelle philosophie pour ce siècle?)的問題，進行激烈的爭論，為我們了解法國哲學在新世紀的動向指明了清楚的探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