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多世紀以來，那些統治手段高明、毒辣的專制君王，包括那些不以君王的名義施行獨裁專制的領袖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統治法術，那就是，口頭上把抽象的“人民”捧上天去，而實質上則是把自己的人民當傻子。

《君主論》是一部君王教育之書，但書中的許多建議其實都是許多暴君早已無師自通了的心得體會。例如，只要不妨礙到他們的權力利益，暴君們也會講道德仁義，也會許下諾言，信誓旦旦保證遵守。不用馬基雅維里教他們，他們也知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並不需要重視遵守諾言，重要的是要懂得運用陰謀詭計，並且最終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在遵守信義於己不利的時候，君主決不會遵守信義，但仍會裝出遵守信義的樣子。…

人民期待偉大、英明的領袖，把出現這樣的領袖視為江山社稷最安全的保障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在過去的五六百年間，偉大領袖從“開明君主”逐漸變化成為先進政黨的掌門人。偉大領袖是在古典共和的理想衰落和破滅後崛起的新型政治權威。

十六世紀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君主政體的時代，列奧·施特勞斯說，“那個時代，無論是在佛羅倫薩，在意大利，還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國的時代；君主政體正在上升，方興未艾；共和國毋寧說是時過境遷了。” 這個時候，歐洲的政治狀況動蕩不安，那些有權勢的王室，如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法國的瓦羅亞王室、德國和尼日蘭低地的哈布斯堡王室，不僅鞏固了君主制度，而且使它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和驕橫。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序言之後的前五章，討論全都是“暴君專制”。…

二 小人物的選擇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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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和他的黨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識來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總是在貶低或詆毀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顯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國人都覺得元首本人也和他們一樣曾經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貶低大人物的同時，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為爭取選票而嘩眾取寵的持民主立場的政客和表現得過度親民的人們做著同樣的事，但如果由一位專制的統治者來做，就會更為有效。”因此，他們認為，納粹是“人民的政黨”，而且是“民主的實踐”。這是納粹統治的群眾基礎，“群眾的重要性在於如下事實：上帝……創造了數量龐大的他們。在一個有著7 000萬人口的國家中，他們的人數超過了6 900萬。他們是納粹分子，他們是小人物。”…

這10個人中，教師希爾德布蘭是最有知識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納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還是同其他9人一樣無法擺脫納粹的思想影響。邁耶記敘道，“甚至他在那時也相信，而且現在仍然認為納粹主義綱領和實踐的一部分屬於‘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個人，正派、勤勞、智力平常和誠實的9個人，他們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納粹主義是邪惡的。現在他們也不了解它。他們曾了解到或現在知道的納粹主義，和我們曾經了解到和現在知道的不一樣。他們生活在它的統治之下，服務於它，更確切地說是創造了它。”…

我們需要有人像邁耶那樣為我們寫一本記錄普通人常識和小人物自我意識變化的微型社會學歷史。

米爾頓·邁耶的《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是一本寫作於1950年代，於1966年再版的老書，作者在書里記錄了他於二戰後與10位德國納粹“小人物”的交談和交往。讀中譯本，對書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識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這種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四、是“照著做”的信仰，還是“想著做”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說，“一個民族或社會如果沒有以自由為靈魂的信仰，那麽敵視自由的神道設教便有機會成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僅控制個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而且也滲透到整個群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所以，信仰的靈魂應該是自由，即使是宗教的信仰，一旦抽去了它的自由靈魂，也會成為神道設教的工具，如中世紀的 基督教。神道設教的信仰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思想，不允許人們懷疑，只許“照著做”，甚至樂意看到群眾的狂熱與狂信。真正的信仰應該是個人通過自由、理性思考獲得的信仰，結果可以是某種宗教或政治的信仰，也可以是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某種宗教或某種政治意識形態，不管哪種結果，都應該表現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

二、是神道設教的信仰，還是宗教自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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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把八零後、九零後青年中的遊戲人生、玩世不恭歸結為信仰缺失，從而懷念起1950年代初的那個時代。他們認為那是一個中國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年代，是因為人們普遍具有堅定的信仰，文革後，信仰被動搖，所以不再有那“激情燃燒的歲月”。於是，重建那個時代的信仰，把那激情重新 燃燒起來，就成為那些人“救救青年”的濟世良方。那麽，在那個年代，我們究竟有過什麽樣的信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認識究竟存在不存在什麽誤區？

一、是神話的信仰，還是理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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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學生說起抗日戰爭，想到的無非是平型關、地道戰、地雷戰。直到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才成為抗戰記憶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由於教科書里有所敘述，而且也是因為書刊、影視中出現了不少對這一事件的介紹和描述。

同一個歷史事件在不同時期的教科書里會有不同的敘述，影響人們的具體記憶內容。例如，1947年的美國歷史課本強調使用原子彈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1954年冷戰高潮核武競賽時期，美國教科書只敘述原子彈的發展，而略去了它結束戰爭的戰略用途。1961年，古巴導彈危機幾乎引發了美、蘇的核戰爭。1966年的教科書在討論1945年的原子彈轟炸時告訴學生，“如果不能尋找到‘持久和平’之路，那麽結果也許就是一場禍及全人類的核屠殺。”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教科書開始從多角度介紹1945年使用原子彈的原因。而一直以來，日本教科書則始終強調原子彈帶來的人道災難。…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二次大戰在中國一直是以“抗日戰爭”來稱謂的，戰爭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殺戮成為中國教科書的內容，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還是不太久遠以前的事情。

大多數具有群體凝聚力的集體記憶是創傷性的（歷史學家諾維克（Peter Novick） 稱之為“悲劇”記憶），而共同情感則是群體記憶的凝聚力所在。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和人道罪行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叫“悲憤”的共同情感來凝聚的，這也正是當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唱出的。對日寇的痛恨和悲憤凝聚了“中國人”這個群體，不然這個群體內部的仇恨、對抗和分裂就會佔據上風。因此，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是難以納入超越階級對立的集體記憶的。…

無論是像憲法這樣的法治權威，還是像《聖經》或《可蘭經》這樣的宗教權威，人們把它們認同為理的來源，都不是簡單的服從，而必須成為一種信仰。美國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 Berman）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在中國，法只是為權力統治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人們所信仰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範。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價值作用。人們服從法律，主要是出於害怕法律的懲罰，並沒有將它內化為一種共同規範。即便在需要時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過是出於臨時抱佛腳的需要，期求滿足的只是一個具體的要求。連最高的憲法也是如此。憲法形同虛設，連國家主席都保護不了，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內經受了又一次 “坐噴氣式飛機”的殘酷批鬥之後，劉少奇被打得鼻青臉腫，手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他只是在需要憲法護身的時候，才把它拿在手里。不能進入人心，不能成為人們信仰的憲法，拿在手里又能有什麼用呢？…

公共說理的一個首要條件是人們普遍知道理在哪里。在寬容的說理環境中，人們往往是為達到某種或然性的真實共識而進行說理辯論。這決定了公共說理在一個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質和作用。 文學批評家布斯（Wayne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