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賁·把人民當傻子的“開明君主”和“偉大領袖”(上)

人民期待偉大、英明的領袖,把出現這樣的領袖視為江山社稷最安全的保障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在過去的五六百年間,偉大領袖從“開明君主”逐漸變化成為先進政黨的掌門人。偉大領袖是在古典共和的理想衰落和破滅後崛起的新型政治權威。

十六世紀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君主政體的時代,列奧·施特勞斯說,“那個時代,無論是在佛羅倫薩,在意大利,還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國的時代;君主政體正在上升,方興未艾;共和國毋寧說是時過境遷了。” 這個時候,歐洲的政治狀況動蕩不安,那些有權勢的王室,如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法國的瓦羅亞王室、德國和尼日蘭低地的哈布斯堡王室,不僅鞏固了君主制度,而且使它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和驕橫。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序言之後的前五章,討論全都是“暴君專制”。

君主政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教育和培養一個英明、偉大、睿智的君主。君主不僅代表合法的秩序,而且他本人就是這種合法秩序的象征,破壞這種秩序是最大的罪惡,必須受到嚴酷的懲罰。但丁在他的《論暴君》(1400)中為凱撒辯護說,凱撒維護羅馬的穩定強大,所以不能說他是暴君,但丁在《神曲》中更是把謀殺凱撒的布魯圖斯(Brutus)和卡西烏斯(Cassius)打進了“地獄”。


意大利人文主義者,曾任佛羅倫斯執政官的薩盧塔蒂(Coluccio Salutati 1331-1406)為但丁辯護說,把這兩位以保衛共和為名謀殺凱撒的羅馬人打入地獄是完全應該的。馬基雅維里也認為君主(即他所說的“新君主”)理所當然體現了正當秩序,他在《君主論》中,討論了不同的“新君主國”­(“通過武力和能力獲得的新君主國”、“依靠他人軍隊或因為走遠而取得的新君主國”、“以邪惡之道竊取的君主國”、“市民的君主國”、“教會君主”),所有這些君主國在他那里只有統治難易的不同,但並沒有統治合法性的區別。

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教育,不是教育一個君主3歲學會了開槍,9歲時射中移動的目標,或者在未滿8歲那年,駕駛大型貨車疾馳約120公里,平安到達目的地。君王教育不是殺手或駕駛員的教育,而是“完美之人”或“統治之人”的教育,或者是這二者的結合。如果說伊拉斯謨的《論基督君主的教育》(1516)是前者的代表,那麽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1513)便是後者的體現。知道《論基督君主的教育》的人現在已經不多了,而許多人卻都知道,或者至少聽說過《君主論》。這可以看出是歷史和人類經驗對古典著作的自然篩選作用所致。自從文藝復興時期以後,人類對於教育完美之人的君主早已不抱無謂的期待或希望,但卻對統治手段高明、毒辣的專制君王卻是充滿了恐懼與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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