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學生說起抗日戰爭，想到的無非是平型關、地道戰、地雷戰。直到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才成為抗戰記憶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由於教科書里有所敘述，而且也是因為書刊、影視中出現了不少對這一事件的介紹和描述。

同一個歷史事件在不同時期的教科書里會有不同的敘述，影響人們的具體記憶內容。例如，1947年的美國歷史課本強調使用原子彈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1954年冷戰高潮核武競賽時期，美國教科書只敘述原子彈的發展，而略去了它結束戰爭的戰略用途。1961年，古巴導彈危機幾乎引發了美、蘇的核戰爭。1966年的教科書在討論1945年的原子彈轟炸時告訴學生，“如果不能尋找到‘持久和平’之路，那麽結果也許就是一場禍及全人類的核屠殺。”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教科書開始從多角度介紹1945年使用原子彈的原因。而一直以來，日本教科書則始終強調原子彈帶來的人道災難。

不同國家對二戰的集體記憶是不同的。有研究者曾做過這樣一個調查。調查要求學生們列舉二戰中最重要的事件。結果發現，美國學生的回答是：一、珍珠港事件（1941），二、太平洋戰爭的中途島戰役（1942），三、諾曼底登陸（1944），四、阿登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1944-45），五、猶太人大屠殺，六、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和長崎（1945）。1990年代對俄國學生的同樣調查發現，他們列舉的重要事件包括：一、德國進攻蘇聯（1941），二、莫斯科保衛戰（1941-42），三、斯大林格勒戰役（1942-43），四、庫爾斯克戰役（二戰最大規模的坦克戰，1943），五、列寧格勒圍城（1942-44），六、攻克柏林（1945）。

這兩個國家的集體記憶沒有重疊的部分，這不等於說彼此沒有關於對方的歷史知識。歷史知識和集體記憶是不同的，對於集體記憶來說，重要的不只是發生過哪些歷史事件，而且更是那些歷史事件對於“我們”這個特殊群體的命運和生存什麽特別重大的意義。因此，即使對同一個事件，也會有表現不同的意義理解的不同說法。例如，美國人稱諾曼底登陸，俄國人稱“開辟第二戰線”。中國人稱“南京大屠殺”，日本教科書即使提及，也只是說“南京事件”。一旦我們知道了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區別，就會對某些歷史事件的不同稱謂變得比較能夠容忍，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來關注我們自己尚遠未被充分思考和討論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