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土地崇拜的場所叫“社”，而以樹作社神。聞一多先生對此曾做過考據，“原始時期的社，想必是在高山上一座茂密的林子里立上神主，設上祭壇而已。社一名‘叢’，便是很好的證據。”可見樹木繁茂蒼郁之處，常是古人的立社之地。在漢語中，“城狐”與“社鼠”具有同樣的暗喻意義，就是因為狐鼠常常粘連了土地神的神性，也常以枝葉濃密、生態性混沌複雜的社林為藏身之所。

唐代柳祥在《瀟湘錄》一書中，寫賈秘在古洛陽城綠野中，曾見數人環飲，自歌自舞，這七人正是松、柳、槐、桑、棗等七種樹木之化身。楊衍之《洛陽伽藍記》載，當“神桑”被圍觀時，惹惱皇帝，即命人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在其著作《金枝》中也提到：“中國書籍甚至正史中，有許多關於樹木受斧劈或火燒時流血、痛哭或怒號的記載。”森林已成為功德之意象，對森林的敬畏之心，成就了一個高古樸拙的上古精神家園。…

作為人類學的重要母題和原始場景之一，森林象征著富饒、深邃和遙遠，令人油然生出向往之情。茫茫林海，千百年才形成的參天大樹、奇花異草、昆蟲鳥獸和無盡藤蔓，細密微妙的紋理、光影閃爍的動態和高低起落的天籟，將光、水、植物、昆蟲和鳥獸連接在一起，將鳥類觀察家、地質學家、人類學家、氣象學家、植物學家帶入到不同層面的感知之中，也讓詩人、哲學家、文藝批評家都參與到對其繁復時空的反復審視之中。森林，天然是屬於詩歌和詩學的空間。擡眼望去，古今中外無數文藝作品中滿是森林蒼翠欲滴的涼蔭。森林詩學，讓我們返歸於一個由森林撐起的蒼穹下。

嵐煙散，雲樹合…

全球思想史在空間上的這種靈活性也同樣適用於時間。雖然當前的大部分全球思想史家把思想全球化局限在公元1500年以後, 但也有很多史家會思考古代、中古時期是否存在思想全球化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讓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公元1500年以前的一些具有次全球影響力的世界主義進程。如何才能讓全球思想史研究遠離現代化的陷阱? 答案就是要把思想的全球化和現代化敘事之間剝離開來。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在《我們想讓思想史怎樣變成全球的? 》一文中, 建議把“全球”看作一種“長距離聯系”[6](P284), 他提醒我們注意古代帝國在思想觀念的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們可以遙想一下，羅馬帝國時代拉丁語文學，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傳播;…

《獨立宣言》從一個單獨的事件發展到成為一種通行全球的文體, 反映出一種國際規範的建立, 即通過發佈《獨立宣言》來建立國家主權。當下人們常常談論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相對削弱, 亦或二者之間的矛盾性, 但並非在所有歷史時期都是如此。



從《獨立宣言》的全球化過程, 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兩者之間的交互推動性。一方面, 《獨立宣言》顯然推動了國家主權的最終確立; 而另一方面, 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後, 才可能進行“國際交往”, 由此，帝國解體→民族國家建立→國際社會形成, 這樣的邏輯順理成章。





更為關鍵的是, 一種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普遍性、一種通行國際的現代傳統，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現代和全球不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 也不是天然存在的, 而是一步一步建構起來的, 這便是阿米蒂奇的宏大敘事。

從思想史的角度上看, 阿米蒂奇充分發揚了思想史研究“外在”思路的優勢, 他繼承了昆廷·斯金納…

除了進行主觀的普遍性建構, 我們實際上更容易觀察到，生活中和歷史上無處不在的、客觀存在的普遍性, 這提示我們更多地關注和討論思想史的全球化進程。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 意味著一種規範性的現代生活，被帶到更加廣泛的空間範疇當中去。



因此, 思想的全球化多多少少意味著，思想觀念的傳播與價值規範的共享, 這就必然帶來普遍性的擴大化。盡管不同的思想史家，對“全球轉向”的期待不盡相同, 但現有的很多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確著眼於此, 試圖從思想史角度回答全球化的問題。





今日所見之世界(全球)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演變而來的? 從觀念史的後視視角看, 這些普遍規範都是經由人們的想像建構出來的, 所以應該有一個建構的過程, 而這一建構的過程正是全球思想史家關注的重點。



阿米蒂奇就是這類史家的代表之一, 他對《獨立宣言》的研究，實際上描繪出一個全球的民族國家化進程。從帝國解體到民族國家的建立, 是現代早期世界歷史上的重要議題,…

這種對文化“他者”主體性的忽視, 也延續到之後的歷史書寫當中。班克斯1778年起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直至去世。他在任內通過建立起一個由旅行家、行政人員和農業學家組成的全球通信網絡, 塑造出大英帝國的植物學知識體系, 同時也指導了歐洲殖民地的農業發展。



但令史密斯不滿的一點是, 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對班克斯“科學帝國”的研究，都建立在“文人圈”的解釋模式上, 即將其看作歐洲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之間，進行跨國交流的產物。這在史密斯看來, 其結論帶有一種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 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無文字社會里的那些知識貢獻者的價值 [6](P91)。





土著向導從來只被當做歐洲人在進行知識采集過程中的線索提供者, 大部分時候他們連名字都不會被提及。史密斯力圖恢復這些文化媒介，在歐洲人的知識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獨特貢獻,…

這里我們需要再次提及, 為什麽麥克尼爾要提出文化之間的互動? 麥克尼爾的世界史，是以文化為基本單位, 其間存在著一個又一個的文化中心。或許在他看來, 強調互動實際上就是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來相互消解掉彼此的文化中心主義。



而此時我們發現, 這種由實質性的文化交往，帶動的文化中心主義的消解, 思想史家通過主動地進行跨文化思考也同樣可以達到。的確, 希羅多德、司馬遷和伊本·卡爾敦，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國度, 分處不同的歷史時代, 他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實質性的交往。



如果不是因為思想史家自覺采用了多元比較的方法，把這三者放在一起進行考察, 那麽他們之間永遠也不可能發生任何聯系。全球思想史便是這樣打破固有文化思維的制約, 於以往不容易被察覺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歷史聯系的。



因而, 就批判性的全球思想史而言, “互動”應該是一種主動地跨文化思考。 …

(一)解構文化中心主義

威廉﹒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率先提出了，驅動歷史發展的引擎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 而這種互動被後來的全球史家，演繹為跨區域的物質交往、商貿往來、疫病傳播等具體內容 [7](PⅩⅥ), 但全球思想史對全球史的核心———“互動”應該作何理解呢? 全球性的“互動”在思想史研究中又意味著什麽?

實際上, 在全球性跨區域的經濟交流，和人口流動中必然攜帶著觀念的交流和傳播, 由此我們可以考慮思想史的全球化進程研究,…

(一)解構文化中心主義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率先提出了，驅動歷史發展的引擎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 而這種互動被後來的全球史家，演繹為跨區域的物質交往、商貿往來、疫病傳播等具體內容[7](PⅩⅥ), 但全球思想史對全球史的核心———“互動”應該作何理解呢? 全球性的“互動”在思想史研究中又意味著什麽?

實際上, 在全球性跨區域的經濟交流，和人口流動中必然攜帶著觀念的交流和傳播, 由此我們可以考慮思想史的全球化進程研究,…

2005年, 由唐納德·凱利和烏爾里希·約翰內斯·施耐德(Ulrich Johannes Schneider)主編的《思想史家國際詞典》計劃啟動, 施耐德仍然相信思想史是“國際的”, 至少也是“超民族國家的”。實際上, 施耐德不是第一個宣稱，思想史具有國際性和超民族國家特性的人, 他只是把思想史國際學會在1994年的討論結果重申了一遍[5](P147-148)。



大致又經過了十年之久, 阿米蒂奇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 他預言思想史將從“非民族國家”範疇直接躍入“超民族國家”範疇[3](P235)。可見, 思想史學界長期以來一直缺乏對該問題的反思。事實上, 單純從邏輯上思考便能發現異樣,…

摘要：與其他學科相比, 思想史的“全球轉向”相對滯後, 這與其自身的研究特點和學科傳統有一定關係。從現有的全球思想史研究來看, “全球轉向”無論對於改變傳統思想史的局限、拓展研究領域, 以及回應全球化時代所帶來的新命題, 都具有相對積極的意義。全球思想史首先是一種跨文化研究, 其作用主要扮演了解構的角色, 但它是通過建構多重主體性，與多中心的方式來消解單一文化中心主義的, 並在此基礎之上，試圖重建一個去中心化的宏大敘事結構。



因而, 宏大敘事又表現出全球思想史建構性的一面。這雙重內涵可以說是當前全球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主要架構。在思想史與全球史的有機結合過程中, 一方面思想史可以有效彌補全球史中的觀念、文化等非物質因素的缺位, 另一方面全球史的空間轉向，則有望修正思想史長期忽略空間概念的問題, 給予人類的觀念形態以更加富有縱深感、互動性和關聯性的闡釋。

近十年以來,…

欣欣然，命運之神牽你我不期而遇，款款兮，同窗之情鑒日月豈敢忘懷；雋雋乎，流淌的光陰已積澱為歲月，楚楚矣，生命的年輪已鐫刻在臉上。



歲月不居，快樂的能量令天道酬勤，人生如歌，理想的光芒用汗水折射。我們擔當自若，雖然艱辛卻光榮著，我們黽勉敬業，雖然忙碌卻充實著，我們孜孜以求，雖然形單卻快樂著。我們平凡的胸膛蘊藏著夢想，

都在反思中懂得了通融，

都在挫折中凝練了從容一人生是一片樹葉，綠了枯了；

事業是一場博弈，贏了輸了；

生活是一個漏斗，得了失了；…

時下，每臨大小機關府邸，光那些布列有致的獎狀、牌匾、錦旗，就足以令人眼花繚亂。毋庸置疑，此乃這個部門引以為榮的工作政績的見證，以資鼓勵嘛，理當無可厚非，但也確有人不“盡”其然之處。

說起獎匾，前些年裝潢考究的立體風景匾出盡了風頭，大概實用價值不高之緣故，近些年又多被美術壁掛匾取而代之，並鑲嵌上精美的石英鐘。誠然，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因為它已被賦予新的功能，更能增進人們的時間觀念和辦事效率。而不盡其然者，允不揣冒昧，可能在太多太濫上。…

曾幾何時，鄭板橋的“難得糊塗”備受人們青睞，以至於被人們貼在墻上，掛在嘴上，置於案頭，尊為至理名言，不免讓人產生諸多感想。

的確，大千世界里人與人相處，普遍講求“大事清楚，小事糊塗”的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涇渭分明，並為之廣為遵從的行之有效的處世哲學，它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寬仁慈厚的傳統美德。





嚴酷的現實生活證明，我們每個人在工作、學習以及社會事務之中，總是會遇到這樣那樣不盡如人意的事情，有的人以寬宏大量為懷，不計個人得失，倒也落得一身清凈，心安理得；相反，有的人則斤斤計較，怨天尤人，患得患失，人際關係緊張，常常會發展到磕磕碰碰，落得因小失大，甚至觸犯法律，追悔莫及。…

如今，坐上西去的列車，經過沙坡頭段沙漠時，沿途那些化腐朽為神奇的麥草方格，那些郁郁蔥蔥的沙生植物，那些巍然挺拔的樹木，無不在訴說著一個中衛人歷盡艱辛而不退縮的經歷，訴說著治理沙漠浩大工程的豪邁。應該說，沙坡頭旅遊風景區的誕生，就是中衛治沙成果的濃縮。沒有治沙成果，就沒有舉世聞名的沙坡頭。中衛人民造就了沙坡頭，使沙坡頭名揚四海。

經過半個多世紀治理，沿騰格里沙漠邊緣，中衛人民營造出一條綠色屏障，不僅有效地改善了生態環境，也使生存空間得到了擴展，迫使沙漠後退15公里，奪回了被風沙吞沒的土地。沿北幹渠、堿堿湖一線，開發沙荒地10萬畝，搬遷乾旱山區群眾定居，使昔日“黃沙滾滾不見天，風吹蒿斷無人煙”的北部沙漠成為渠道成網、園林成片、良田成方、瓜果滿園、稻麥飄香的新灌區。…

包蘭鐵路穿越騰格里沙漠44公里，尤其沙坡頭地段屬流動性大沙丘區，風吹沙移，嚴重威脅著行車安全。在國家科研部門、地方政府和中衛人民共同拼搏下，沙坡頭這段以沙丘高聳、流動性大，被蘇聯專家稱之為盲腸地段的沙漠，自通車半個世紀以來，由於人工治沙，從未發生過因流沙掩埋鐵道而造成道路不暢的問題。

包蘭鐵路是祖國西北交通大動脈，更是中衛人民心中的一根神聖銀線，用心呵護它，用汗水守護它，是中衛人神聖的責任。經過不懈努力和探索，中衛人發明了用麥草在活動沙丘上紮設方格固定流沙的辦法，使肆虐的沙丘穿上了“天衣”，破天荒地被固定住了。…

《沙坡頭的思緒》電視紀錄片



主要參考資料：竺可楨《向沙漠進軍》，楊富國《風雨沙坡頭》，楊兆興的長篇報告文學《沙坡頭世界奇跡》等。

在騰格里沙漠邊緣，沙坡頭宛如鑲嵌在騰格里沙漠上的一顆明珠，散發著迷人的光彩。沙坡頭，經過數代人的艱辛治理，因治沙成果和環保效益，致使一處生命不敢問津的地方，成為一處環境秀美、景色獨特的國家5A級旅遊風景區，成為世界治沙史上的創舉、環境保護的典范。從此，沙坡頭聞名於世。

沙坡頭區地處騰格里沙漠邊緣，沙漠總面積達1068.13平方公里，佔版圖總面積近五分之一。有史以來，沙漠成為懸在中衛人民頭頂的一大禍害，流沙侵襲，吞噬良田，冬春黃塵蔽日，中衛人稱作“刮黃風”。…

《大麥地巖畫》電視專題片主要參考資料：周興華《寧夏古跡新探》《巖畫探秘》《中衛巖畫》《巖畫與文明探源》等著作，束錫紅、李祥石合著《大麥地與寧夏巖畫》等。

中國寧夏西北部有一片連綿起伏的山地叫衛寧北山，有個被群山擁抱著且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稱之為大麥地。因為大麥地巖畫有可能將中國文字的起源往前推移5000年而備受關注。大麥地巖畫內容豐富，多是實物的象征圖形，也有少量的表意圖形與符號，反映了古代人們的生活、生產、經濟狀況、心理活動和生存環境。巖畫多為鑿刻和敲擊，但制作精美，形象拙樸生動，與世界上其他著名巖畫相比，大麥地巖畫最大的特點是內涵極為豐富，它從多方面反映了中華先民的火熱生活、美好願望和熾烈情感，與賀蘭山巖畫一並成為寧夏人民的驕傲。…

中衛素享“酒的故鄉”美譽，酒文化韻味綿長，積澱中見厚，繼承中漸盛，無不體現著清淑之氣。作為地方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特色見譽於人口，公允人於情理。

論及喝酒，中衛人善聚以飲，正是無酒不熱鬧。每每賓客蒞臨，少不得設宴擺酒；朋友聚首，難免不小酌一番；家人團圓，更是離不開暢飲。然而，無論哪種情況，總是尊卑有致，親疏有度，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儒雅之風有加，恰到好處。只是猜拳行令，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由此便能收到“酒令傳美意，杯酒暖心窩”之效果。…

《菜園文化》電視紀錄片主要參考資料：李進興編著出版的系列著作，海原縣誌辦公室有關史料，海原縣文物管理所檔案文獻等。

本片用現代視覺走進海原的歷史，把人們引人一個古老而空靈的世界，觸摸文明的碎片，聆聽從遠古的歷史中隱隱傳來的天籟之音。

20世紀80年代中期，海原縣的菜園村出土了大量以石器、陶器和骨器為主的古代生活用品與勞動工具。考古學家們在方圓10多公里范圍內發掘清理出大量墓葬、窯穴和房屋基地，印證了這些文明出現在相當於中原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被考古界定名的“菜園文化遺存”。菜園文化遺存的發掘，不僅表明了早在4000多年前的海原地區已有人類居住，而且為我國新石器時代研究提供了相當數量且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在中國考古史上成為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