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宣言》從一個單獨的事件發展到成為一種通行全球的文體, 反映出一種國際規範的建立, 即通過發佈《獨立宣言》來建立國家主權。當下人們常常談論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相對削弱, 亦或二者之間的矛盾性, 但並非在所有歷史時期都是如此。

從《獨立宣言》的全球化過程, 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兩者之間的交互推動性。一方面, 《獨立宣言》顯然推動了國家主權的最終確立; 而另一方面, 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後, 才可能進行“國際交往”, 由此，帝國解體→民族國家建立→國際社會形成, 這樣的邏輯順理成章。


更為關鍵的是, 一種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普遍性、一種通行國際的現代傳統，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現代和全球不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 也不是天然存在的, 而是一步一步建構起來的, 這便是阿米蒂奇的宏大敘事。

從思想史的角度上看, 阿米蒂奇充分發揚了思想史研究“外在”思路的優勢, 他繼承了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語境主義, 並把現代政治思想史的語境，和基礎拓展到國際社會, 擴展至全球範圍。

因此, 他所提出的“國際轉向”, 是全球思想史的空間轉向, 觀念史輕視空間概念的問題，在阿米蒂奇更為廣泛意義的語境主義中，得到了部分修正。另外, 阿米蒂奇的“國際轉向”也是一種跨學科的轉型, 其本身就是他進行政治思想史，和國際關係史的跨學科研究的成果。 

(二)非西方與前現代的思想史宏大敘事 

薩繆爾·莫因(Samuel Moyn)和安德魯·薩特里(Andrew Sartori)在《全球史的路徑》一文中認為, 阿米蒂奇為全球思想史的研究, 提供了一個思想觀念從美國(始發地)擴展到其它地方, 生成了很多進階版本的範本[6](P16)。這多少還是帶有一種思想觀念從文化中心擴散到邊緣地區的味道, 缺乏新意。

更何況, 阿米蒂奇並沒有討論那些受美國《獨立宣言》影響而發佈的獨立宣言究竟在何處區別於美國版, 也不曾涉及獨立宣言傳播過程中的種種經驗性細節, 這一點更使其為人所詬病。在我們看來, 阿米蒂奇的全球思想史實際上還是在描繪一種西方傳統的建立, 準確地說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傳統。

雖然他在該書的第三章中也提到了佛蘭德、海地、委內瑞拉、利比里亞等地所發佈的獨立宣言, 但那完全是一種“影響研究”, 並沒有站在這些國家本身的角度思考, 就像他站在美國的角度思考《獨立宣言》的發佈那樣。所以, 從整體看上去, 他所講述的仍然是一種由西方出發的全球化故事。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思考, 從非西方起源的觀念是否對現代的普遍價值規範有所貢獻? 令人欣慰的是, 目前已經有思想史家嘗試從其他文化的角度, 建構全球思想史的宏大敘事。例如, 塞米兒·艾丁(Cemil Aydin)在《“穆斯林世界”觀念的思想史之全球化》一文中, 力圖從伊斯蘭文化的角度揭示非西方文化對現代性的貢獻[6](P159-186)。

他試圖表明, 泛伊斯蘭主義雖然以文化復古主義的面貌呈現出來, 實質上卻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現代化運動, 是穆斯林世界的思想現代化和全球化。泛伊斯蘭主義曾把全世界的穆斯林教眾團結在一起, 形成了關於“穆斯林世界”的跨國身份認同。這一認同具有不容忽視的國際影響力, 但由於其非西方起源, 如果按照傳統世界史的觀點, 恐怕會被貼上“反西方”標簽而造成對其影響力的低估。


實際上, 艾丁所要揭示的，正是無論“反西方”或“非西方”，都參與塑造了今日所見的現代和全球社會。雖然穆斯林世界的身份認同是有邊界的, 理論上只能對穆斯林產生影響力, 但是正如全球史並不一定覆蓋全球範圍, 全球思想史也必定不能理解為全世界的民眾，都用同一種方式進行思考。只要一種思想運動具備一定規模的跨國影響力, 就可以按照思想全球化的邏輯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