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坦承“做文化部長讓我有更豐富的經歷，也讓我有機會考慮更多的問題，但並沒有讓我的視野變得更寬”。當官沒有為這個人增添任何高度。在他的影片面前，“文化部長”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頭銜。人們不會在他的簡歷上面加“前文化部長”這個頭銜，那僅僅是一段軼聞往事，供人八卦而已。“作家”這個身份對他來說至關重要，那是一項極具原創性的工作，是尋找某個獨特的角度，對著世界說出獨特的話。他的影片都是自編自導，是他這個人世界觀的體現。詩歌是這個世界的“意外”，這位李滄東的影片中也布滿了種種“意外”及其傷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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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韓國影片《密陽》（2006），禁不住先說幾句女演員，她叫全度妍，演得真是太好了。她本身條件也好，不是那種大艷大麗，而是玲瓏剔透的那種美，渾身散發著一種閃爍不定的光芒，有點像蔣雯麗。但是比蔣雯麗更加脆弱，這種脆弱來自一種“易感性”，任何周圍的變化或內心的動靜，都能夠通過形貌準確敏銳地體現出來，仿佛是一部完美的感受器。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的感受能力，比他的其他能力更加能夠反映出他的人性水平，表明這個人心靈的開放狀態。…

“我不怕死，但我害怕謀殺案。”他對枕邊的時髦女郎說。對方勸他：“只是一些任務。你不需要感受它，只需要完成它們即是。”其中“感受”是一個關鍵詞。能夠“感受”會帶來工作上的“障礙”，但是人如果不去“感受”，不會感受並失去了感受能力，豈不是失掉了用來證明人生命存在的有力證據，成了一個純粹的物件？一顆能感受的心靈，在世界面前是隨時準備彎曲的，準備朝向他人的苦難低頭，準備在真理面前彎下腰來。 

事情甚至也不朝向他感受的方向去發展。竊聽是因為有強烈的不信任存在，那麽邏輯推斷的結論必然是——為什麽別人要信任竊聽者本人？他作為高手受雇於別人，必然也會有其他更高的高手，受雇於其他雇主。如此循環往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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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美國影片《對話》（The Conversation，又譯《竊聽大陰謀》，1974），更早涉及了竊聽這個話題，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導演的。其時年紀輕輕的他已經因為《教父》（1972）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再過幾年《現代啟示錄》的好戲還要登場。這位科波拉早先編劇出身，《巴頓將軍》里有他改編劇本的功勞，《竊聽大陰謀》由科波拉本人擔任編劇。與近期的《竊聽風暴》一樣，都是30多歲的人同時擔任編劇與導演，其中反映了某種社會思想及折射出某種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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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好的事物而感動，魏斯曼先生內心的岩石開始鬆動。此前從來沒有人教會他這些，沒有人將他帶到人類精神活動的瑰寶面前，沒有機會讓他接觸到人心中最為柔軟的部分。他是按照另外一個模式訓練而成的，這對他是一個不幸，但是他還有救。 

任何人可以從任何地方重新開始，尋求自身的救贖之路。就像年輕的導演兼編劇所說：“你是有選擇的。”看到部長大人利用手中權力強佔女演員時，魏斯曼感到本能的厭惡和拒絕。他良心的軟骨並沒有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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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麽主動要交代的嗎？” 

“不，沒有。我沒有做過什麽。” 

“你以為國家安全局會將一個無辜的公民帶到這兒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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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可能值得討論，同時也要設定主題的嚴格限制——針對什麽樣的惡，人們采取什麽樣的態度，才是更為恰當的。至少這部影片提供了某個參照，不能掉進“瑣碎之惡”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與這種沒有根基、沒有來由的惡下賭注或互相交換。對於少年克里斯蒂安來說，他還需要經過一段歷練之後才能明白——因為咽不下這口氣，他用家里儲存的火藥去炸那個修理工的汽車，差點搭上了好友伊萊亞斯與自己的兩條命。安東讓他明白，原來“生命與死亡只有一層面紗之隔”。“我也是個白癡”，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結束時說道。

比較起來，同樣獲得奧斯卡提名的日本電影《告白》（Confessions, 2010）其處理方式則完全不同。兩名少年殺死了女老師年幼的女兒愛美，殘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樣的輕率無知。…

非洲的那位“大個”其實也是如此。他的行為輕浮隨意、滿不在乎，這讓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所說，“不僅僅是暴行的殘忍，同時還有暴行被實施時的輕率。”捷克詩人赫魯伯有一首關於阿基米德的詩，也道出了某種真相。那位偉大的數學家死於誤闖進來的入侵士兵之手，詩人這樣形容這位士兵：“他輕輕一捋/殺死了圓，正切/和橫切之點/以至無窮”（《殺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長還沒有結束他的蠢行。當時不還手的安東，事後帶著三個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車修理站，這位修理工居然還要發威，吼叫著“你這個瑞典人滾回地獄去”，接著又扇了安東的嘴巴，聲音清晰響亮，所有的人都聽到了。這時安東的態度，成為整個影片的核心。也許因為此，這部影片被稱為“在每一個方面不落俗套”。其實只要在某個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構成對於這個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矯正。…

學校孩童們之間的這種恃強淩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國影片《浪潮》（2008）。其中那個綽號叫做“軟腳蝦”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學們欺負得擡不起頭來，後來在極權主義試驗中找到了歸宿。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蘇聯影片《醜八怪》（又譯《稻草人》，1986），也將孩子之間的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她）並非人們想像得那樣純潔無瑕。成年人力圖加以掩飾的惡行惡習，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覽無餘。

安東的小兒子大約兩三歲，在兒童遊樂場與一起玩的孩子發生爭執，這本來是常事。但是那孩子壯碩的家長走過來，不由分說在安東的臉上連扇幾次：“不要碰我的孩子。”這之後他也沒有心滿意足地離去，接著將氣撒到自己的小家夥頭上。他暴躁的身體中埋藏著太多的戾氣，恨不得將整個世界都當做他的出氣筒。…

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給了丹麥女導演蘇珊娜·比爾的影片《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2010）。這部影片被認為“在每一個方面都不落俗套”。它所處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然而卻可能會造成重大後果。兩個人為一點瑣事吵架，結果卻鬧出人命。諸如此類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每時每刻、每個角落都在發生。

丹麥的這部影片有一個國際化的生活背景，安東是一名外科醫生，身為瑞典人在丹麥定居，工作卻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難民營。他穿梭在荒涼乾燥的沙漠與如景如畫的丹麥海濱城市之間，一再令觀眾陷入時空倒錯。他的手術台上，不時地躺著被切開肚子的孕婦，這只是因為當地一個叫做“大個兒”（big man）的人，與其他人打賭，看看年輕孕婦肚子里懷著的是男孩還是女孩，人們對此敢怒不敢言。作為醫生，安東的工作限於將這些女性開膛的肚子再次縫上。…

由「勞動─消費」構成的鏈條，和一個人新陳代謝的生物循環（biological cycle）是互相生發的。在消費的活動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潛能並沒有得到發揮，佔上風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這些，在古典經濟學家的眼里，是作為其樂融融的未來世界圖景來加以讚美和歡迎的。他們的口號是「增加財富」、「物質富裕」、「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當這些窮人昔日的夢想被當作「現代社會的理想」來加以實現時，阿倫特寫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就來到了。…

將一部分人劃分出去，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和政治之外，讓這種現象得到廣泛的允許和被視為正常，這只能說明──隔離和隔絕是普遍發生的，不只是降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並非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由此阿倫特的筆觸深入到對現代勞動─消費社會的批判，包括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1958年再版時為《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增補的章節和同期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倫特用「勞動的動物」（animal…

按拉康的意思，我們每個人都難以逃脫誤認的陷阱，但像猶太人這樣對自身實際處境一廂情願的誤認實屬罕見，從中已經蘊涵了他們日後遭遇到的巨大災難。…

我們從哈維爾（Václav Havel）那里熟悉了一個表述：「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哈維爾用此來表述他稱之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某個本質──你可以按你的意願裝修自己的房子，於其中擺放你「自由地」選擇來的某個牌子的洗衣機和電冰箱，但對於其他的事情，你還是走開為好。



你不可以用你的鼻子東嗅嗅，西嗅嗅，發現社會生活中有哪兒不對頭。



這位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深刻揭示者，他的許多表述和那位《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初版於1951年）的作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有一脈相承之處。雖然我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來證明哈維爾如何受到阿倫特的影響（他對海德格爾…

問：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呢？

答：轉型的中國一切都在形成當中，經過每個人同意的主流價值更是處於形成當中，最終出現的也應當如同“平行四邊形的合力”。主旋律價值會是形成這種合流的一種力量，但不應該只有這一種力量。包括傳統文化的力量，也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和決定性的。實事求是地說，就中國導演來說，主流價值不清晰，同時缺少價值協商的環境，缺少現成的、拿來就用的主流價值，這增添了他們工作的難度。但是他們本人也是可以參與到這個合流或創造的行列中來的，為我們社會主流價值的形成和提取發揮自己的作用。如果是那樣，也許會真正贏得更多期待中的觀眾。《阿凡達》也可以看成當今世界主流價值形成的參與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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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非暴力之外，稱之為“主流價值”的，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開放性、流動性、包容性，可以不斷地將新的內容帶進來。《阿凡達》還是一個傳統的故事片類型，其中有好人與壞人、邪惡與善良的基本區分。

但是不同時期，好人與壞人概念的側重點不同。在“後發展”時代，那種依仗暴力和強權摧毀別人家園的人，則成了觸目的壞人壞事。而這在發展的前期，人們往往不能充分認識，受害者往往以最大善意去對待加害者，指望他們總有一天有所收斂，但最終發現不是這樣，於是人們才慢慢形成了警惕和一致的譴責。這是一個在“發展年代”，在實地漸漸浮現出來的立場眼光。…

主流電影與主旋律電影

問：《阿凡達》的觀眾是誰？…

問：中國導演為什麼拍不出這樣的影片？（這是最常見到的一個問題）

答：起先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光研究人性，不研究價值。後來，事情越來越成了上海學者朱學勤先生所說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

有關觀眾

問：這部影片引發了許多聯想。有人說，它是影射美軍入侵伊拉克，也有人說，中國才是世界上僅存的納維族。更有人驚訝，詹姆斯·卡梅隆怎麼會知道中國強拆的事？…

問：你說的“價值”與電影有什麼關係？

答：太有關係了，價值就是夢想啊，是最大的夢想。價值代表了人們向往的那些東西，比如平等、自由、多元，這些都是價值觀，盡管在現實中它們沒有能夠得到實現，但是人們繼續將它們當作夢想，不行嗎？

不要以為在人性中藏到最後的，都是難以啟齒的壞東西，所謂翻檢人性就是翻出一些深藏的齷齪。今天的情況或許相反，那麼多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那麼多邪惡是事先張揚的，人性用不著朝里面去看，在外面看看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