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麽主動要交代的嗎？” 

“不，沒有。我沒有做過什麽。” 

“你以為國家安全局會將一個無辜的公民帶到這兒來嗎？”

這是《竊聽風暴》（又譯《他人的生活》，2006）里的開頭部分。被審訊者涉嫌幫助鄰居去了西德，這在當時東德是一樁彌天大罪。有人將這個審訊過程錄了音，作為給學生的示範教材。當錄音帶里放送出折磨和呻吟的聲音，這位名叫魏斯曼的審訊官解釋道：“如果這個人是無辜的，要麽大喊大叫，要麽哭泣；如果他沈默，就說明他知道自己為什麽來這里，他是有罪的。”他顯得非常有把握，也很稱職。 

然後就發生了那個著名轉變。這個人被派去監視、竊聽劇作家和演員（那對伴侶），他得以近距離觀察藝術家的個人天地。他本人的生活枯燥乏味，住房單調得跟一座監獄差不多，四壁空空，下班之後他只有拿著遙控器看電視，甚至招妓。他希望妓女能夠留下來陪他一晚，但是被拒絕了。沒有人與他談話，他沒有朋友，不能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而當他坐在竊聽機器面前，眼前打開了另外一個新奇的世界。

他從劇作家的書桌上拿走了詩集，讀到這樣的句子：“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我們頭頂著美麗乾凈的天空、雲朵慢慢移動它的腳步/它是那樣潔白無瑕/只要你從心底里相信/它就一直會在你的身邊。” 

當好友艾斯卡自殺，劇作家悲憤難抑，彈奏鋼琴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感，琴鍵上跳躍著滾燙優美的音符，也讓竊聽者本人聽得熱淚盈眶。所有這些藝術和人性的內在光輝，是一切“危險”的根源，也是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