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哈維爾（Václav Havel）那里熟悉了一個表述：「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哈維爾用此來表述他稱之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某個本質──你可以按你的意願裝修自己的房子，於其中擺放你「自由地」選擇來的某個牌子的洗衣機和電冰箱，但對於其他的事情，你還是走開為好。

你不可以用你的鼻子東嗅嗅，西嗅嗅，發現社會生活中有哪兒不對頭。

這位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深刻揭示者，他的許多表述和那位《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初版於1951年）的作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有一脈相承之處。雖然我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來證明哈維爾如何受到阿倫特的影響（他對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倒是提起過），但閱讀這兩個人的著作後會發現：作為哈維爾的後極權主義批判的重要前提，正是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批判的理論成果。

和哈維爾一樣，阿倫特最初對政治也不感興趣，但他們都屬於真誠無欺的人，忠直於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歷史境遇，並從中發展出他們全部的思想理論。阿倫特少年時醉心詩歌和哲學，盡管母親給她聲情並茂地講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故事，但這並沒有使13歲的姑娘持續關注這一歷史事件。1924年她師從海德格爾，很快一頭紮進與老師「無世界性」的愛情之中，秘密地享受著投在與世隔絕的「林中空地」的點滴光亮。

及至被海德格爾「遣送」到雅斯貝斯（Karl Jaspers）的門下，於海德堡大學完成學業，也自始至終沈浸在思辯哲學的氣氛之中，所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為《論奧古斯丁的愛》（Libesbegriff bei Augustine）。

在這期間，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以這所大學校友的身份到此地做過一次演講，甚至希特勒本人於1927年8月的某天也來到這個地方，發表了《何為納粹主義》的演講，當地報紙報導了這個消息，但這些都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

海德堡大學哲學系的學生普遍認為政治是庸俗的，阿倫特當然也不例外。改變阿倫特思想道路的是她的命運──希特勒的瘋狂行動使她最終看清了自己無法逃脫身為猶太人這個事實，以及由此帶來的「賤民」位置。

這里用得上拉康（Jacques Lacan）的「誤認」一說，即富有的、受過教育的猶太人對自身的認識是一回事；而他們實際上所處的社會、政治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