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周五一大早，我的侄女，當然隨我姓陳，小名花兒，在山城網購了一張去新加坡的單程機票，一襲白裙，穿平跟鞋去了機場。她皮夾子里只有一百塊美元，包里有四本書和兩件換洗衣服。過了安檢，她換了錢，上了飛機。

在廈門轉機時她遇到一個四川老鄉，看上去四十來歲，生得白凈，有個二十二歲的女兒，正好和花兒同年。花兒幫老鄉提行李找座位，巧的是兩人座位只相差一排，她倆就調換在一起。老鄉聽說花兒一個人要到新加坡找男友，非常感動。她告訴花兒她丈夫在新加坡有一個大公司，如果花兒需要工作，她願意幫助。

老鄉問花兒：“如果找不到他呢？”

花兒肯定說：“不會的，這麼久的感情，再怎麼也會見上一面。”…

被鄉下狗咬的事，第一次說起，是對一個註定會進入我文字的人。他很斯文，甚至有點女人的羞澀。

一群人關上燈，借著月光跳黑燈舞，就這樣，我認識了他。他比我大十來歲，準確地說是一名中學英語教師。他在女孩子身上不費功夫，反倒是很多女孩子費功夫追求他。可能比起那些生猛的做音樂或畫畫的前衛藝術家們，他看書多，又喜歡沈默，在那個年代顯得很酷。

那條街很像山城中流傳的《一雙繡花鞋》一樣陰森鬼祟，傳說有吊死鬼出沒。每次走在路上，我都很害怕。很長的石階，路燈都被淘氣的小孩子用彈弓打破了。每次，他都有感覺，走出門來迎我，總能在半路截住我。…

我們一起在蘇州旅行，住的旅館是個院子，有竹林、假山石和水塘。總有些年輕的男子想親近我們，說是愛好文學。那個旅館像個秘密基地，不時有人在院墻外刺探，想窺視我們的私生活。

當我們整理好行李，要離開時，我的叔叔來了。他戴著細邊眼鏡，短髮蒼勁，人斯文秀氣，話不多，卻真誠含蓄。他帶來一套線裝書，還有兩件一模一樣的黑色絲綢大衣給我們。我們翻看著衣服，衣服里層是純白的羔羊毛，袖口和衣邊也各鑲了一圈，衣背下擺開叉，還有連身帽子，時髦華麗至極。我們穿在身上，非常合身，就像照著我們的身材做的，細工慢活。

我們喜歡極了，不肯脫下身。

這是一個夢，你的夢。…

我生病在床上已經半個月了。每天清晨聽著大提琴或竹掃帚劃過院墻的聲音，心里什麼都沒有，只有憂傷。那個人說過我離得最遠，心卻離她最近。

那個人問我：太陽上山了，你是否還在沈睡？

我沒有睡，我在看書，以每天看一本書的速度，跨越孤獨和病痛的海洋。憂傷只屬於一個人，包括哭的時候。

那天傍晚，他結束生命，從空中往這個塵世墜落，以此來推倒聚集在他身上厚重的黑色。我站在窗前，之所以沒如他一樣飛向天際，是因為看到一片雲海翻卷，仿佛天使在撲閃著翅膀，說No。

我只能遠行。飛機帶我到一個個陌生的國度，我在陌生中企圖忘掉一切。…

我不敢寫唐代女子王寶釧，也不敢寫她愛著的薛平貴，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已經成愛情典範了？

非也。那是由於我打小就聽見大姐說，我不想成為王寶釧，不想獨守寒窯十八載，我定要棄舊愛找真愛不可。於是乎，每隔三五年，大姐就離一次婚，弄得驚濤駭浪、血雨腥風；愛情的結晶呢，皆扔回山城父母身邊，一拍屁股，走得乾淨，去尋新的愛情。

也奇怪，我身邊有不少大姐這樣人物，卻幾乎沒有出現過“王寶釧”，居然沒一個女子願意等意中人十八年。也許窮人家女兒早諳世事，知道世上男子靠不住；也許那本就是傳說，聽傳說信傳說易，化入傳說難也。…

好朋友聽說我要坐幾天幾夜火車去北京，發現我沒有厚毛衣，說首都冰天雪地，羽絨衣內得穿暖和點兒才行。她找出一堆咖啡色的粗毛線。她織正身，我織袖子。我們一邊織一邊說話，披星戴月趕活兒，天發亮，一件厚厚的毛衣織成。火車是中午的，還有時間，她又要給我織一條圍巾，不停地飛針走線。到我上火車時，脖子上系了一條圍巾。

那時我青春年少，整個身體鼓滿了渴望。面對北京，就像一隻餓狼見了中意的食物一樣撲了上去。第一天一口氣就走遍了故宮的每個角落，然後直接爬到景山最高的亭子，這是北京城內的制高點，四下望去，整個古都一覽無遺，氣勢恢弘。故宮一重重城門，一直到最前面的天安門，整齊得像棋盤。整個北京也是個大棋盤，東城、西城以中軸線相對。西北城外，頤和園、萬壽山下湖面上，一座座白玉橋，盡是色亮瓦亮的建築。…

珂賽特是一條西班牙純種獵犬，名字來自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中那個可憐的拿拖把的小姑娘。她兩個多月時，我把她弄回家。

我與珂賽特相處不到十天，就有事得飛回國內，這下苦了姐姐。姐姐說珂小姐不知疲倦，永遠在蹦跳奔跑，看到任何值得抓捕的目標，便像會轉彎的子彈，從幾道門里飛射出去。

為了給珂小姐拍照，姐姐從頭學習攝影技巧，因為珂小姐永遠在運動。

不久，我的電郵里塞滿照片，都是珂小姐的，有追玩具兇猛如豹的，也有追鄰貓如餓虎撲羊的，更多的是她在花園里奔跑。…

小時母親帶我到廟里點七星燈，家里一人一盞，我這盞燈會燃出很多小花。廟里的主持對母親說，你看你女兒的燈燃得這麼奇特，有好命，你得好好看護著她。我出生特殊，一個不該存活的私生子，衝撞了好些偽善人、好心人，不曾被家人好好看護。

每次母親點燈時我都會許願，盼望我這個無家之人有個家，有個人真心地看護我，如同我真心看護他一樣，如果我有錯，他就指出來，能理解，並原諒我。

這個願望好像一雙有魔力的紅舞鞋，我穿上了，命運變了，有了一個安全溫暖的家，我滑倒了，摔破了，他趕來，扶起我，幫我站起。…

一個私生女。母親愛上了一個小自己十歲的男人。違背所有人意願，我來到這個世界。

這是當地一個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有我被蒙在鼓里。生來就是多餘的，母親顧及大家庭里其他人的感受，不敢愛我；法院規定在成年之前，生父不能與我相見；而養父，對我則有著一種理還亂的複雜情感，始終有距離。沒人重視、沒人關心，在周圍大人和孩子的打罵與欺侮中，我一天天長大。

我出生在自然災害尚未結束的1962年，多少人被饑荒餓死，而我卻活了下來，也許從那一刻就已註定：我註定了是一個要與命運抗爭的人。…

植樹節那天，整個京都還未有那麼多人對非典病毒充滿恐慌，那時人們仍舊喜歡外出。我出門去見你，正好趕上集市，看見做棉花糖的機器在轉動，那白絨絨的棉絮一樣的甜甜的味兒就是一場夢。幼年時若夢里有棉花糖，感覺就跟過節一樣快樂。

於是，我買了一卷兒。

拿著棉花糖，我站在巷子里，和周圍很多人一樣眼巴巴地看著校門，等著你放學出來。學校里有三隻孔雀，發出動人的叫聲。這個時候，人群開始沸動，好多只手都在揮動，我看見了你，你用目光在尋找著。

好奇怪，我竟帶著激動，走到你的身邊，叫你的名字。你瞧見是我，驚喜地叫我，驚喜地看著我手中的棉花糖，然後開心地吃起來。…

誰不去大山子798藝術區逛逛，誰就不能說是到過北京。據說老外們也信這個說法，都去那兒踩踩那充斥著藝術家的地氣，圖個京都遊覽之完整。

因為住處離那兒近，又有許多畫家朋友駐紮寶地，早在好些年前就在那兒活動，或有飯局，或有聚會，或只是走在那些有舊時標語的廠房，走累了，坐在陽光下喝一杯咖啡，感覺就可以把頭頂上籠罩的烏雲推遠一些。

2005年我結交一新女友，要我把在倫敦丟棄的怕開車的勇氣找回，陪我在附近寬大無比的馬路上練車。那個下午，他要陪遠到的女學生去798看畫展，我開車回去，在住家樓下等他們。他進了車子後，看看他的女學生，說，天氣有點涼，我上樓去給你取件衣服。…

母親很少給我東西，我小時，她不給；我長大，她更不給。記得出國前，她對我意見很大，說英國那麼遠，有什麼好，要大老遠跑去，生了病，都沒有人照顧。她一直沈著臉，覺得我做錯了一件大事；覺得我做什麼事都不和她商量，也從來不事先告訴她。而那時的我一心想徹底逃離家，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隔得遠遠的，隔著半個地球這距離，似乎在心理上首先安慰了我。

在倫敦那些年，每到聖誕、新年，我都給母親寄卡片和照片，可母親從不回信。家中二姐來信，也主要是說收到了我發表在國內雜誌報紙上的稿費，順便簡單說一下家里的事情，從不問我的情況，母親也從未請她轉告我她收到照片和卡片後感覺如何。

一切如同石沈大海。…

眼盲了幾十年，幾十年你居住在黑暗中。有一天你把心愛的鳥，兩只相思鳥放出竹籠。是不是那時，你已決定走遠，孤獨地離開？

小時，你天天在家，我不會想到你；長大後，看不到你，我也不會想你；到了倫敦後，我更不會想你。當時母親病重，我只關心她。打電話給她，也從未想到和你說幾句。

得知你離世的消息時，我在看一本書，那書在衛生間里看比較合適。衛生間是最隱秘之地，看這種書最好，上面有好多國家的好多作家在談論生活，他們的照片在封皮上，都比我快樂，有的人已經死掉，有的人還活著。

我實在不明白，我為什麼沒哭。…

在重慶長江南岸，大巖石上，有三個破舊的院子，順著江水的流向排列。我家居於上端的院子，鄰居張媽每天清晨挨丈夫的打，她生著白凈的瓜子臉，頭髮綰在腦後。

我在她的哭泣聲中一天天長大。

那時我臉色發黃，瘦弱矮小，經常因貧血而暈倒。沒孩子與我一起玩，連哥姐也不理我，常常聽見了哭聲就跑到後院張媽家門前，接受這清晨的第一課。

張媽的男人在船上是個管事了，面目和善極了，個頭也不大，腳上穿一雙擦得雪亮的大頭皮鞋。他踢她時，一聲也不吭。我看得把臉扭過去，窗外天上還掛著幾顆星星。

鄰居們喜歡圍觀，這時我悄悄走開。…

上完墳回來，我留在二舅家，他說要帶我去大石寨。我以為是村子里的石寨，說我自己就去得。二舅說，村里的是小石寨，江邊有大石寨，川江上下都有名，就在江邊山崖邊上，有十二層，高入雲里。可是二舅給春耕病倒了，二舅媽就讓村里一個遠房親戚把我送到表姨家。表姨說沒去好，因為那個地方早就被“鬧革命，破四舊”的知青封了，里面的菩薩早就被砸得稀爛。

那個夏天結束的時候，表姨就在把家里把碎布收集起來，用面粉做漿糊，抹在碎布上，做布殼，她將布殼剪下修鞋樣，每天吃飯前趁著天光紮幾針。…

表姨告訴我這個故事，說她自己八字大，壓得住邪。她的話我相信。在重慶南岸家里的閣樓上，我總看見一個白衣女鬼，家里三個姐姐也都看見過，只是我見到次數最多，所以最有理由害怕。可是在這小石屋里，一次也沒有看見什麼可怕的東西，也沒有聽到什麼怪聲音，看來只要陽氣足，鬼屋不是個壞地方。

表姨門前有一棵李子樹，我來沒幾天，這棵李子樹就開滿花朵。記得天天爬到李樹上，遠遠看表姨爹從村口那個山道回家來，肩上扛著一個布袋，里面是錘頭、鑽子、剁斧之類的工具，他們抱養了一個孤兒，比我大五歲。十一歲就跟被村里全勞力一樣下田。

生產隊隊部的院子在一個窪地。我們站在山坡上就看得見。有一天生產隊長來動員表姨去鬥地主。表姨說，地主和他的老婆不是土改時已經被槍斃了嗎？我不跟魂鬥。…

我六歲時，連狗都嫌，黃皮寡臉，頭髮稀得打不起一個辮子。頭腦遲鈍得連過路收破爛的老頭都驚奇。最後，母親也失望了，左看右看都嫌我多餘。大姐是文革前的老知青，趁文革武鬥鬧騰無人管，從三峽巫山農村回家，住了一陣子。不知為什麼事與母親大吵一頓，發狠說是要回鄉下去。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說是行李，也不過是將家里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

那是個星期天，母親在堂屋里悶坐了好久，突然對大姐說，你要走，那就順路把六六帶回我的老家忠縣吧。

後來我才明白母親心里想的是什麼，她一直嘗試著把我送人，一直未成功，正巧大姐回家了，讓我試試能否討鄉下哪個親戚喜歡，算是對我降格以求。母親沒有告訴我她的陰謀，但是我感覺到她不要我，因此對離開這家好不好，也全然不當一回事。…

家里有一個格子雙人沙發床，產自丹麥，客人留宿時打開，平日收起。有了孩子後，就一直打開。她睡在上面，是個包打聽，說這床好舒服，在哪買的？為何而買？

我說以前外婆來北京，給她買的。

孩子很高興，是外婆睡的呀，那是什麼時候？

我說記不清。真的記不清，好像是2001年左右，是一個夏天。二姐兩口子陪伴母親來北京。

那個夏天，一個人孤獨的生活被打破，母親要來這件事，讓我花了不少時間準備，添了些椅子餐具和兩個空調。又去買了床上用品和毛巾等物品。…

在大陸已有的鄉建行動者中，作家野夫屬於非典型的那位，他甚至有點躲避這個標簽。他在四川羅江做了兩件事情：鄉村民主實驗和民間戲劇實驗。對於鄉間道統橫遭破碎，野夫有著清晰的痛感，這也讓他特別看重鄉人的精神重建。 “重返故鄉也好，重返他鄉也好，腳踏實地地做一些事。”他說。 

野夫自稱為江湖散人，沒有多少圈子意識，這讓這位自由作家對鄉建的理解頗為超脫。他不認為鄉建已經形成一種“運動”，也不認為是某種既定的潮流。野夫的鄉建觀中透露出明顯的悲劇色彩，不存在救世主，沒有田園牧歌，顯見堅硬的問題，一點也不浪漫。而這些，卻又符合鄉建環境的種種面向。 

中國財富： 晏陽初和梁漱溟等鄉建派人物，對現在的鄉建還有意義嗎？…

我的確經歷了很多低谷時期。95年出來，一個人面對這個世界，有著巨大的不適應。當時有一個念頭就是，我要就此跳江，隨我母親去死了，我的這份屈辱就白受了。我一定要讓這份屈辱在未來得到聲張，我一定要贏，我來到這個時代，不能就這樣白來了。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結論。也就是為什麼我喜歡男人身上有這樣一種野性。所有的男生，我都希望你們不要做一種容易被打敗的人，而要做一個打不敗的人。就像在打架，（眾笑）我們受教的就是，一打眼力二打快，三打功夫四打賴，要有那種賴，就是被打倒了要敢於站起來，這就是我的回答，謝謝。（掌聲）

聽眾：野夫先生，創作一般都來源於生活。可是像我們這種……就是很聽話，從小學到大學……那如果想寫作的話，該怎樣來經歷，通過什麼來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