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請談談你的鄉建歷程。 

野夫：鄉建是一個很大的工程，或者是很大的話題。每個人選擇適合自己的點，去做一個突破。隨著時代的變化，鄉建的內容肯定需要一個新的轉變。我也到河北定縣考察過，我不受任何組織委托和基金支持，只是出於個人實踐，因而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具體到我在四川羅江所作的事，值得說的大概有兩件：一個是鄉村民主實驗，第二是新的鄉村戲劇實驗。 

雖然精神承繼的是晏陽初梁漱溟等民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卻遠非那些偉大的人，一生去致力於某一件事。我缺乏那種奉獻和犧牲精神，本質上是一個江湖散人，願意做各種社會實驗。對這個社會進步或轉型有好處的，我就去做一下。我認為這也是有意義的，至少成就我自己的經歷，成就我的調研文章，生命和生活也因此變得有一些意思。

問：鄉建如何處理好與權力的關系，這構成鄉建過程中的困擾，你對此怎麼看？ 

野夫：中共治理後的中國，所謂鄉建，一直是由黨委政府主導的運動式的事業。比如土改、四清和社教等，也算官方意義上的鄉建。從現在來看，它更多的是對傳統鄉村格局和美俗的破壞。破中沒有立，於是留下今日鄉村的諸般惡果。近年來開始的新農村建設和城鄉統籌等等，客觀上說是有些物資生活改善的，但也多有停留於形式，甚至權貴資本下鄉，變相掠奪土地。本質上說，官方從無興趣把鄉建這樣的大事，讓民間NGO或個體志願者插手。即便是慈善或者公益性的鄉建，地方上也多抱持警惕態度。那麼，個體要想開展此類工作，必須得到某地一些開明官員的支持，沒有這種默許、理解和配合，基本上難以進行。面對這一僵化體制的時候，你必須有足夠的坦誠和氣度，需要讓他們理解——你沒有任何不良企圖，你僅僅想為社會聊盡微薄。

問：晏陽初和梁漱溟等鄉建派人物，對現在的鄉建還有意義嗎？ 

野夫：那肯定是有意義的，那是一種標高。這些偉人被批判之後，關註鄉建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日漸稀少。在民國年間，這些大知識分子從事這種苦差事，從精神價值上講，他們是永遠的豐碑。中國的問題，其實還是教育農民和改造農村的問題。近代化也好，現代化也好，鄉村還是那個鄉村，似乎幾百年不變。

問：還有一個觀點認為，鄉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知識分子在城市中受到挫折，在心理上出現了向農村回流的趨勢。是這樣嗎？ 

野夫：我沒看到這種大面積的轉向。我們要把上山下鄉的國家動員和近年來的什麼大學生村官排除在外，因為它不屬於真正的自願鄉建。在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確實有一批人在走進鄉村、建設鄉村，但將他們放在整個知識分子大背景下考量，可謂寥若晨星。現在有幾個考進城的大學生，還願回到故鄉效力鄉梓的？

問：那如果由此給鄉建定一個精神內涵，你覺得是什麼？ 

野夫：真正關心民族命運的知識分子，還是應該腳踩大地。即使體制轉型突然來臨，鄉村建設依然是一個遙遠的命題。農民那些被摧毀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其重建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鄉建的精神內涵，應該是對社會對民族的真正終極關懷，而不僅是對政治的興趣。

問：你認為道德重建是鄉建的任務嗎？ 

野夫：我認為這是鄉建必須要擔負的，鄉村道德體系的重建才是真正的目標。而不僅是去鄉村建設一個公廁啊一個垃圾站之類。

問：你不認為鄉建是一種潮流，對嗎？ 

野夫：我希望它逐漸形成，但眼前它沒有形成潮流。村官也好，或者選調生也好，並非主動回去參加鄉村建設，他們回去只是為了進入公務員系統的一個權宜之計。

問：那鄉建是否構成社會運動的一種類型？ 

野夫：如果能興起一種運動的話，當然可以這樣相看。問題是，這種社會運動在體制內是無心發動的，而民間人士做這個事又近乎踩雷。對我個人來說，鄉建只是一種社會實驗，如果真想這個事對整個社會和民族有促進，還是需要有一個大規模的運動。

問：鄉建出現一些不同類型，你認為能回應目前三農出現的問題嗎？ 

野夫：這些人物做的每一件事情，好比是各有各的刀法，都有他們的好處。比如說茅於軾先生的小額貸款，對農村就不僅僅是經濟扶持，巨大的意義還是培養誠信，涉及到信用重建。

問：也就金融的背後是道德重建？ 

野夫：那是。因為僅僅是扶貧性質的鄉建，救不了中國的鄉村。

問：如果把民主作為鄉建的一個前提，是否意味著鄉建的前景並不樂觀？ 

野夫：於私下而言，確實不能無視這種悲觀的成分。但是在公開的媒體報道中，我還是願意鼓勵和號召各種人回到鄉村做這個事情。民主一直也是政府的口號，社會的進步最終還是會實現這一前提的。也因此，我對鄉建依舊保持樂觀。

問：你怎樣看待鄉建人士與當地人的隔閡問題呢？ 

野夫：我舉一個例子——1905年，英國傳教士伯格理來到貴州石門坎，以今天情形看，石門坎還是嚴酷的貧困地區。一個外國人語言不通，有宗教和文化差異，面對的還不是漢族人，而是更落後的一支苗族。傳教士辦了學校，發明了苗文，直到現在還在被老百姓自覺使用。他在當地修造了遊泳池，傳播衛生概念；建造了足球場，帶去了各種文明風氣……當時他為什麼和老百姓沒有隔閡呢？為什麼一百年後，我們本族人到鄉村，還有隔閡呢？這到底從何說起呢？

問：那是否說，鄉建人士還是需要一種類似於宗教式情懷，才能將鄉建道路走下去？ 

野夫：那當然。不是宗教人士，但要有宗教情懷，也就是要有殉道精神。假如我是這樣的人，在鄉村認定做一件事，那就一直做下去，像那些傳教士死在那裏一樣，始終做下去。必須把這個當做一件崇高的事業看，做完後，可以將其當作“生命就沒白來”的一件事來看待。給你帶來榮譽，同時帶來有價值和趣味的生存。很遺憾，我缺乏這種精神。

問：有人說鄉建是一種美好的烏托邦，你同意嗎？ 

野夫：我不這樣認為。中國城鄉差別是一個極大的現實，不管是哪個朝代和哪個政黨，這些問題都是需要解決的。政府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一種鄉建，是政府鄉建或國家鄉建。部分地方政府搞的城鄉統籌，也屬於此列，也都有它們的成效。不過，其成效中的很大部門只是表面的，把路兩邊的房屋粉刷成一樣，這種可叫做“穿靴戴帽”的鄉建。

問：大陸鄉建，會援引台灣經驗嗎，你對此怎麼看？ 

野夫：台灣在50年代就實現縣級選舉，選舉實驗伴隨著鄉建運動，是一起發生的。

問：一些台灣人士對大陸鄉建運動評價較低，有道理嗎？ 

野夫：我認為現在搞的這些還稱不上是鄉建“運動”，眼前的還不具備“運動”這個條件。頂多算一批有識之士的單項實驗。

問：那如果把社運理解為理念的宣導，那鄉建可以算其中一支嗎？ 

那這個可以有。現在至少有許多人在關註這個話題，在或多或少地身體力行這個事業。但像我這樣的，都不可以稱作是常年的堅持者，只是這裏試試，那裏玩玩，做的是實驗的活。實驗即便成功一點，自己也無力把它拷貝到別處。而真正意義上的鄉建或社運，是必須可以覆制到各地的。我做的更多是近似於實驗室的事情，我不是永遠紮根在一個地方的那種聖徒，我也不會把自己打扮成那樣。

問：這不是你的謙虛？ 

野夫：真的不是。我幾乎從不在微博上談論這個話題，這是第一次接受對此事的訪談，更多時候我只是一個寫作者。在鄉村建設上，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實驗者——就是在實驗室裏摸索一個配方，但我並不去開工廠生產這個配方，將其當做一生的事業。就像看看氧加什麼磷加什麼能讓它燃燒，再告訴別人。我就是一個熱衷社會實驗和生命體驗的人。

問：作為一個實驗者，對鄉建有什麼建議？ 

野夫：在定縣，有很多青年在堅持，包括湖南等省也有許多鄉建圈子。中國還是有一批人關註和做這個事情，我倒是特別希望他們能引導一批青年到農村去，重返故鄉也好，重返他鄉也好，腳踏實地地做一些事，鄉下有很多事情是可為的。但現在是獨生子女多，青年是否願意到寂寞的生活中，艱苦的鄉下，這是很難的。

問：理想中的鄉建是什麼樣子？ 

野夫：理想中的鄉建不僅是改變鄉村物質生活和經濟面貌——但這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恢覆和發展鄉村的道統。這裏的道統不止是封建道德，還要結合現在的普世價值——這是傳統道德中缺失的，比如公正、法治、人權等。當然，我個人也認為傳統宗法也有它的部分價值。

問：那就是鄉建不存在標準答案？ 

野夫：凡是對鄉土中國有益的建設，無論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皆可謂鄉建。

問：那你對鄉建是悲觀還是樂觀？ 

野夫：就整個制度進化來講，鄉建還是可以樂觀的。制度的遞進是早晚的事情，中國不可能永遠無望。我不認為表面的繁榮可以取代一切，社會和制度改良是相隨的。有人說：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體制，鄉建要從民眾開始；另一方面，有人說：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民眾，應該從制度先改變。這是目前爭論激烈的兩極觀點。我認為這兩種要同時進行，更傾向於制度要先行。沒有制度保證，鄉建要碰到許多難題。

問：鄉建的反面是鄉村的雕敝、衰敗和停滯，在鄉建的認知框架內，你對鄉村的沒落抱有怎樣心態？借由鄉建的路徑，我們可以回到鄉村，回到童年嗎？ 

野夫：今日之鄉村，無論富得流油的城邊村還是饑寒猶存的邊緣村，善與美並未與時代一起進步，甚至是退步。比如廣泛存在的棄老現象，遠多於古代。物質生活的改變，並未帶來精神格局的提升——這才是真正的社會衰敗。我這一代人記憶中的童年鄉村，貧困但純凈一些【當然階級鬥爭帶來的惡也不鮮見】。鄉建之路，是緣於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虛構的精神故鄉，在那裏沒有假惡醜，社會秩序不依靠戴紅袖箍的人來吆喝維持，因此，我們渴望抵達那個夢土——仿佛回到我們民族的赤子時代，幹凈、良善、仁義禮智信皆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