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過兩天才是立春，此際的台北已經和風煦然了。宋朝詞人周邦彥形容的——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仿佛正是眼前我的況味。確確乎是一襲青衫，我竟然就闖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發時還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間暮雨飄瀟起來。我拄著一柄民國式樣的彎把黑布長傘，穆然佇立於沾衣欲濕的細雨中；當我仰望大書“成仁、取義”的莊嚴牌坊時，台北冬季的雨，瞬間沁濕了眼底。這些海峽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淚一般鹹苦。就這樣噙著雨痕，我萬裏渡來，偏要參拜這一座久仰的祭壇了。

台北忠烈祠是追祀為民國殉難忠臣烈士之祠廟，始建於1969年，由蔣公親筆榜書。正殿及兩邊配殿層疊樹立著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萬余人。從黃花崗烈士到金門海戰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著民國百年的瀝血之路。僅僅抗日戰爭八年，民國折損的將官竟達兩百余名【而中共抗日犧牲的將官唯左權一人】。整個二戰的盟軍戰場，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付出過如此慘烈的代價。尤可哀者，更多百戰生還的抗日將士，最終卻死於內戰烽火。至今他們沒有得到大陸祖國和同胞應有的尊重，這個祠廟也仍舊是陸客觀光團所要繞開的禁地。

我獨自憑吊在空曠的殿堂中，仿佛置身於漫無邊際的墳地。那些早就在史書上熟悉的名字，漸次湧入回潮的眼眶；一個世紀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陣於戰火未盡的雲天，在等待我這個晚輩前來追問和祭奠。

我來到管理處【他們仍叫指揮部】查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們一番殷勤檢索，最後總指揮親自出來敬茶，愧疚地告訴我——有這個名字，但是沒有籍貫沒有死亡詳情。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兩幅照片，是每年春秋兩次祭典的神聖儀式。最後，一個老者執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門，他無限感傷地說——近七百萬人的死亡，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搜集齊全。

外祖父於我，只是生命源頭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後，另娶新婦為他生育了兩個兒子——論輩分血緣，算是家慈的異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擊斃於鄂西道上之後，他的一個舊部竟然帶著他的長子【我該喚作大舅】，萬裏硝煙中輾轉撤退到了台灣。這要怎樣的古風高義，才能如此艱難地拯救同袍遺孤啊。而留在內地的小舅，則和他的母親一起承擔著匪屬的待遇。我能從前輩族人那裏獲得的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長為彼島的高級軍官，小舅淪落為此岸的下崗工人。因為吾母的原因，我們與他們素無聯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民國的劫數，是民族的報應；是海峽般寬闊的傷口，是我們至今難以超越的苦難，至今未能彌合改變的命運。

二 

我還在垂髫之時便知道了“水深火熱”的台灣，便會唱——要讓太陽的光輝，照耀在台灣島上。那時，台灣是恐懼和災難的淵藪，是無數家庭因之被禍的疫區。而在我的青春時代，台灣忽然又成了紙醉金迷的寶窟，台胞台屬台商成了政府巴結優撫的對象。從敵視國民黨轉移到敵視民進黨，從要解放台灣人民到堅決反對台灣全民公決。我在時代的急劇演變中，永遠跟不上政府對台的腳步。

我一直以為，台灣與我沒有任何關系，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種的大舅一樣，他的榮辱沈浮與我八不相幹。兩岸本質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竈的兄弟，你窮的時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時候想去收編他——這樣的主意好是好，但當弟弟弱弱地問一句家長的位置能否由全體家人選舉輪流坐時，你就不肯答應——於是這就成了統一祖國的真正問題。

我自詡是愛國中年，愛到寧肯在祖國坐牢，也不去異邦避難。因為同意台灣是中國【非黨國】難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愛台灣。“中國”不是國號，只是華夏文化江山的一個泛稱。兩岸皆是中國，只是一個廟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廟號叫中華民國。前者剛過花甲，後者即屆百歲。論年齒，後者是兄；論祖田，前者為大。後者視前者為竊國，前者視後者為割據。彼此時打時和，卻依舊各奉各的正朔——這樣的“一個中國”，算是二戰結束後的一個特殊遺產，更是人類政治格局的最後一道奇觀。

我當然支持統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無需經過海關。至於統一的條件，也很簡單——重返重慶談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開山祖師們開出的和平建國大綱，在我看來，仍舊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最佳條款。更何況其中的多數條款，至今依舊還寫在各自的憲法上——比如出版言論自由等等，只是需要真正落實而已。彼島已經完成從軍政到憲政的歷程，接受這些條款應該再不會像當年那麼困難。此岸的接班人依舊扛著共產黨的旗幟，理論上不應該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則統一祖國何難？這樣更無需各自再修幾百萬亡靈的忠烈祠，那才叫開萬世之太平啊。可是，兩岸的政黨領袖們，究竟想要的是怎樣的維穩和偏安，實在是天心難問。

三 

就這樣帶著一本書，我像穿越時空隧道一樣，從中國的共和國走進了中國的民國。從桃園機場到台北腹心，感覺也就像從莆田到泉州，像從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無異樣；禮俗談吐，俱如中原遺韻，無一處不顯得名門正派字正腔圓。

台北幾乎從來就沒有追求過國際大都市的虛張格局，盡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亞洲第一高樓，但是它依舊顯得十分古舊。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樓房多數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寶氣。滿街多是輕型摩托飛馳，幾乎看不見警察，但是人車卻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紅綠燈。地面很老，看不見任何一點煙頭垃圾痰跡，也沒有帶著袖箍的男女掃地或者罰款。這種古舊，像一個家道中落的老派貴族，低調而有教養地嚴守著規矩。即便是一領舊衣，穿出去依舊熨燙著折痕。

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國，有著書卷中曾經熟悉的那份嫻靜與繁華。獨自徜徉於那些南洋建築風格的騎樓之下，張望著懸滿街頭的霓虹繁體字，有著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灘的幻覺。這是一種被歷史打斷過的炎黃貴氣，現世的榮華中一點也不鬧熱，沒有浮誇的措大嘴臉。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該有這樣一份靜好，十分的風流蘊藉卻都又顯得像國畫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間。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斷腸人。撐一把傘小駐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魚群般飄過，那是你對民國最初的驚艷。問路抑或搭訕，會邂逅沒有張皇遲疑的微笑；那近似吳儂軟語的國語，透著從容自重和良善。大陸人道聽途說的多是檳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鄉韻。且人家的露背露臍還只為兜售新采的鮮果，而非推銷你假想的俗艷。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處玻璃房，寬僅容膝一般。櫥窗上零落著一些手工掛件飾品，散發出唐宋明清一樣的雅致。女主人獨自在幾上編織她的黃昏，我擅自入座旁觀。結繩綴玉的古老技藝，覆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爾的，清淺且清純，全無主顧來也的強作歡顏。問罷，只是低聲嘆一句——工藝美院畢業的，哎，淪落街頭了——那一聲哎，似乎道盡了滄桑。聽我口音，知是陸客，便多了幾句訊問。然後我走，覆低頭綴網勞蛛。前人說：道心如恒，無送無迎。指的約略便是這樣的淡定。

奇跡是三天後我忽然接到賓館總機的電話，說是有兩位女子在大堂請我下去。訝然見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著拙著說要簽名。她說偶然聽電台對我的訪談，辨出我就是那個薄暮的訪客；好奇便買了我的書，遂讀出了她的眼淚。然後便打聽我的行止，竟然還能找見。之後她拿出精致的工藝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帶連在一匹玉馬上。她看書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說佩玉掛印可以驅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價值不菲，卻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問罷芳名，原來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認下了這個隔著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來的兩岸烽煙銷盡之後，再喊她回家吃飯吧。

四 

我是書商出身，參加過北京多次國際書展。在一個民間無權自由註冊出版社的國度，其書展典禮卻一定是富麗堂皇的。就像朝鮮的閱兵大典，其偉大莊嚴盛況肯定讓世界側目。每年的北京書展，哪怕去一個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場警戒，驅逐走眾多的讀者觀眾，留下配合台詞的群眾演員。

然而台北的國際書展，相形之下似乎確屬寒磣。盡管開場大典每次皆由民國總統出席頒獎，那依然是沒有鼓樂禮花，更沒有整齊著裝的孩子們獻花致敬夾道歌舞。會場就設在展台中間，很小的開放式空間，只留下幾十個貴賓座位，並不組織觀眾陪坐。開會前來了十來個便衣內衛安檢，然後副總統蕭萬長先生就登場了【馬英九先生出訪在外】。起立和掌聲都是禮節，行政院長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講稿，也不用一句一頓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聲打斷。祝賀、頒獎、照相，然後還自費買幾本書走人，民國風習就這麼簡約有致。握著我這個所謂的第一個外省獲獎者的手時，也不作秀托我問候大陸同胞；也許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沒資格傳達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時代的台灣，執政者對大陸的親疏態度，都可能引發藍綠兩系選民的非議。他們即便貴為領袖，卻一樣要向選民拜票。

今年書展的主賓國是法國，他們也有文化部官員出席。也許因為他們國內沒有異議作家，因此沒有發生退席抗議風波。參展的有五十幾個國家，大陸沒有官方代表團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認識的編輯去商談版權合作。大陸主流作家的書在台出版的並不少，此次被邀請赴台的，自然還有幾位真正知名的大家。

開幕式上我還邂逅了老朋友貝嶺，這個去年惹起法蘭克福書展退席風波的哥們，依舊長發披肩一身異服。由於這次沒有大陸領導退席，於是我也不用抗議他的出現而拒絕領獎。然後我們紀念十年未見而合影，有記者拍下拿去發在了報上。此前我並不清楚祖國為何不許他回家吃飯，後來我才知道他參與發起了獨立中文筆會。這個筆會顯然被當局視為非法組織，也因此所有參與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壓。我是一個極端的獨行客，平生只論友道不守約束，於是無門無派只好單打獨鬥。但對所有反極權的江湖山頭皆保持敬意，對所有的助紂為虐者皆堅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講法曰——這個世界如果沒有是非，那就一定會有報應。信哉此言。

書展上有個最小的櫃台，名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陳列在那，於是我和那個攤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後的孩子，留學英國歸來，不願打工就去註冊了個一人出版社。確確乎該社就他一人。自己買版權自己翻譯自己設計，然後就交給中盤發行商。他對我的書商經驗非常推崇，我說在大陸出書，我得先花兩萬元買書號。你就節約這筆費用也能賺錢，況乎你們還沒有選題審查不批一說。

對台灣青年來說，他們真難理解大陸為何不許個體註冊出版社。因為台灣也有法律規定不許出版的書，誰違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懲罰即可，何必事先取締民間權利，更何須采行書刊審查制度。就像法律不能因為刀具可以殺人，就徹底取締鄉村鐵匠鋪一樣。對這樣的疑難雜癥，我還確實沒法向他解釋清楚。因為即便在蔣介石的戒嚴時代，出版反書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還是可以申辦的。

我接觸好些位台灣青年，他們都羨慕大陸經濟繁榮，也渴望進入大陸市場發展。關於台獨話題，他們多以為可以認同一個大中國，看重同文同種的淵源。但是究竟怎樣統一，這是他們開始關心的話題。我抽樣調查——假設現在讓你轉變戶籍，在大陸你可以拿到三倍於台灣的收入，你願選擇轉變嗎？他們搖頭說——如果還有網絡限制，那還是留在島上吧。

這是在民國長大的孩子，看來與共和國奶大的孩子思維確實不太一樣。

五 

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在同一條大街的兩頭，平衡著這座城市的風水。一般來說，大陸的官方考察團或公職人員，旅行團規定是不許去中正紀念堂的。即便那裏已經被陳水扁改名為自由廣場了，那也還是不能去拜謁，因為大堂上還是端坐著蔣公的銅像。但對於國父孫中山，那兩岸皆還保持尊重。因為蔣與毛，本質上都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對這個發明了一黨獨裁、領袖獨大的政治制度的革命家，他們都願自認為是衣缽傳人。

中正紀念堂前的自由廣場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間，原來牌坊上的匾額是“大中至正”四個字。陳水扁時代為了去蔣化，換上了“自由廣場”四字，於是所有的民間集會遊行抗議之類活動，皆喜歡在這裏舉行。據說去年因為對政府救災有看法，綠營組織了許多大學生在此靜坐示威。馬政府不以為忤，更不會調集軍警坦克驅散。許多家長擔心這些90後的孩子熬壞身體，紛紛前來在此埋鍋造飯料理生活。結果氣洶洶的集會漸變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鬧夠了還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課。

群眾集會學生罷課之類的事情，在民主社會就是個司空見慣的尋常瑣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見透過媒體宣示出來，政府再去因應修訂即可。只有我們這些在極權社會習慣了逆來順受的類人孩，才會覺得對岸成天打打鬧鬧，仿佛一片亂局民不聊生似的，才會視民主為畏途；甚至才會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開會打架的鏡頭以為自家的賞心樂事。但凡稍有常識的皆應明白，人家開會扯皮皆由人家的媒體自由爆料；像此岸兩會那種“一致通過”的成人遊戲，才是人類真正的笑料。

這兩個紀念館以及忠烈祠，皆有衛兵站崗。但是這些衛兵都只是定時表演換崗操典，全套正步玩槍的動作極具觀賞性，是觀光客的主要欣賞內容。在陳水扁執政時代，激進的綠營甚至去中正紀念堂內搞風箏展覽，多數人覺得稍嫌過分，但也並不會引起廝殺。馬英九上台後，也有藍營群眾主張恢覆“大中至正”的題匾，但聰明的馬府不想再度引起兩營紛爭，以換匾需要破費40萬為由，謝絕了這些涉嫌意識形態化的建議。所有進去參觀的人，皆不受安檢，無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臉嚴肅的機器人一般的衛兵，但是他們的訓練使得他們絕對面無表情，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觀。回想我們那些在毛公紀念堂排隊的人，嚴格安檢只許空手進出，被軍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這樣還硬要熱臉貼冷屁股，我們的人民那確實忠君忠得可愛。

六 

我們這一代對真實台灣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藝而來。從鄧麗君的歌侯孝賢的電影，到鄭愁予的詩白先勇的小說。是這樣一些偷聽盜版和傳抄，使我們漸漸確知，在嚴密的高墻禁錮之外，在毫無人味的革命文藝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中國人在享受著另外一種溫軟生活，在抒寫著另外一些明心見性的文字。

澎湖灣基隆港都是隨歌聲一起飄來的地名，忠孝東路淡水灣從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們的視角。一個海外孤懸的小島，從羅大佑到周傑倫，潤物有聲地浸透著此岸兩代人枯燥的心靈。盡管今日之台灣電影，似乎遠不如大陸賀歲片的賣座；但是重溫侯孝賢那些散文電影，依舊會讓那些擅長法西斯盛典的導演相形見絀。

《戀戀風塵》是侯孝賢早期的敘事，講述一對青梅竹馬的男女，打小並不自覺於所謂的愛情。後來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媽托付阿遠，“你要好好照顧阿雲，不要讓她變壞了，以後，好壞都是你的人”。——聽著就溫潤的囑托啊。阿遠應征入伍了，阿雲送給阿遠的禮物是一千零九十六個寫好自己地址姓名並貼好郵票的信封。結果是阿遠退伍之前，阿雲和天天送信的郵差結婚了。看這個電影，我常常想起沈從文的小說《阿金》，一樣不可捉摸的命運，透出悲涼的黑色幽默。

電影的外景選在基隆山下的小鎮——九份；也因為這個電影，使這個寂寞無名的礦區，成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遊勝地。這是大陸旅遊團不會光顧的地方，我決定去這一陌生所在，是因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電影的男主角阿遠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應與我同代，歲在中齡卻依舊如當年劇中人一般純凈靦腆，不似我一般頑劣。一個當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揚名的古鎮，卻絲毫沒有一點我們所習見的張揚。說話輕言細語，低調得生怕驚動了那個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廢棄的鄉村影院斷墻上，依舊懸掛著多年前那幅《戀戀風塵》的著名廣告——他扛著一袋米挽著阿雲行走在礦山的鐵軌上。但是已經沒有人還能認出，他就是那個不知將被命運之軌帶向何方的青年了。看著曾經的儷影，他低語說那個演阿雲的姑娘，後來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於他這個當年電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麼不再繼續活躍於影視的名利場上。他說我就像那個男主角一樣，演完電影就去金門島服役了——這是當年台灣每個大學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門，愛上了運動和寫作，於是成為了今天大報的體育記者，成為了一個遠離鏡頭燈光的自行車漫遊人。

九份是日據時代的一個廢棄的金礦開采區，至今仍保留著濃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著海市蜃樓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門臉都在經營著各色點心和特產，一樣的喧嘩卻有著迥異於內地古鎮的幹凈。我們去一個掛著《戀戀風塵》景點招牌的茶肆吃茶，古舊的桌椅恬靜的茶娘，木炭火上溫著的陶壺咕嚕著懷舊的氤氳。茶具和茶湯都那麼好，只許一個好字似乎其他皆難以形容。

沒有人還能認出這就是當日少年，我們在兩岸各自老去；我們隔著幾十年的政治烽煙，艱難地走到一起溫一壺中年的午後茶，像董橋所說那樣沏幾片鄉愁，然後再迷失在海峽的茫茫之中。臨別我說，我在雲南的古鎮茶肆，等你來騎車。我們多麼渴望這是一個沒有驅逐也不需簽證的世界啊，我們這些大地上的漫遊者，祖國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