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政治既有傾向的易變性的起源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是，我的假設是既有傾向至少部分地是個人生活經驗的提煉，包括孩童時期的社會化和直接介入的政策議題的原始要素，比如謀生、交稅、種族歧視等。既有傾向也部分地取決於社會和經濟地位，以及大概至少與之同樣重要的先天或者後天的人格因素和品位。雖然關於人格與觀點的學術文獻是有問題的，但是個人政治態度的差異似乎也反映著不僅僅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並且描述這些人格意義上的根本的差異似乎是合理的（參見Adorno et al*保*1950；Smith，Bruner and White，1956；McClosky，1958；Altemeyer，1981；Costantini and Craik，1980；Wilson，1983）。…

所以，本書中所用的評估政治意識的信息測驗，嚴格地說是中立性的，或者事實性的。就像前面指出的，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精英話語攜載的信息多是非中立性的，也不是嚴格的事實性的。一篇暗示五角大樓充滿醜聞和管理不善的新聞報道，或者一篇關於多數失業者如果他們足夠努力去找都能得到工作的總統評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由事實性信息構成，原因在於它們都含有某些簡單事實，並且它們真誠地傳遞了對事實事態所持有的信念。然而，它們卻不是中立性的，因為它們已經由於黨派的目的而約束在一定的框架內，並且能夠被公正的人合理地反駁。某些論斷，比如宣稱墮胎的蔓延表明美國人道德的下滑，並不能完全經得起實證檢驗；可是，在媒體中這種論斷的擴散形成了信息傳播，因為它涉及關於國家真實狀態的論斷。

故而，非中立的和不必要的事實信息與政治論斷是不易分清的。像哪個政黨控制國會這樣的中立性事實信息，在本書中是重要的，只要其測量了一個人接觸其他非中立的和不完全是事實性信息的可能的層次。…

近些年來國會選舉文獻中廣為研究的議題之一，是眾議院中的現任人員在連任競選中享有的優勢。在過去的30年裏，平均獲勝差額急劇增長，19結果是多數眾議院席位留給了現任者。眾議院議員們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能夠建立一個不管黨派考慮的忠於他們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因此，有時候，一個席位會留給某個特定現任者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是當現任者退休的時候，該席位迅速變成反對黨中某人的留用席位。這一發展給眾議院一個獨立的立場，這在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者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似乎嚴重影響了美國國會的績效（Cain，Ferejohn and Fiorina，1987；Jacobson，1991）。…

當然，多數人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紐曼（Neuman，1986)試圖在一般公眾意識的分布上做得比我更為精確（更多信息可參見Tichenor，Donohue and Olien，1970；Delli Carpini and Keeter，in press；Bennett，1989；Just，Neuman and Crigler，1989）。大概大部分人從市民責任和政治的娛樂價值的結合中，對公共事務會給以足夠的關註和了解。但即便這樣，還是容易低估一般的美國人對即使是最為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多麽無知--以及對他們所了解的東西遺忘得如此之快。

例如，1989年的春天，眾議院發言人詹姆斯·賴特（James…

美國在和平時期很少為戰爭的討論困擾，多關註的是國家付擔不起的問題。陸軍參謀長愛德華·C·邁耶（Edward Ceyer）將軍公開抱怨他帶管的是“中空的部隊”--人員配備不足、訓練不夠以及資金短缺。空軍參謀長盧·阿倫（Lew Allen）將軍警告道，他的飛機缺少在任何持續的戰鬥中指揮空戰的必要的備用部件。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托馬斯·B·黑瓦德（Thomas Bayward）抗議道，他有三大海的任務而只有一個半海的海軍。並且1960年總統競選運動的導彈力量差距產生的恐慌，第一次讓人感到美國國防下滑得如此之糟以至於國家好像沒有能力保護其海外利益，或者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了。

在該雜志描述吉米15·卡特和羅納德·裏根總統（裏根是卡特在秋季競選中的共和黨對手）對情況不適當的反應之後，報道繼續寫道：…

國會對種族議題投票也開始緊密地沿著民主黨-共和黨黨派路線進行（見圖2-1的上部分，此略）。

在黨派領導線索上這一變化的13影響在圖2-1的下部分是明顯的。普通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1964年開始表現出在種族議題上的兩極化--似乎就是黨派領導線索結構上突然變化的結果。事實上，卡邁恩斯和斯廷森 (Carmines and Stimson, 1989)發現，關於種族的大眾層次的黨派兩極化最早的證據來自1963年11月的哈裏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調查就在約翰·肯尼迪總統宣布支持某一主要民權法案之後。

然而，這些結果也有模糊性。沿著黨派路線的大眾兩極化源自黨派忠誠的改組，種族自由人士都聚集到民主黨，種族保守人士都到了共和黨這一邊。這是黨派轉換（party…

回顧這些以及其他研究，繆爾達爾寫道：“在過去的50多年裏，不少的社會和生物科學家逐漸地迫使受過教育的人放棄某些更為明顯的生物學上的錯誤。”（p**92）正如德格勒（Degler, 1991)所展示的，在1920年代變化中的有關種族的科學理論是非常大的且脫離人類行為的生物學解釋的科學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德格勒(Degler, 1991)還做出了有趣的論斷，即最新研究的實踐者在意識形態驅動下，以某種意義非理性地投入到可以擊敗種族理論的研究之中。這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但是德格勒沒有說，在研究中出現了欺騙或不誠實行為，他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去表明，決定接受這些研究的大批科學家的動機來自他們自己的事實判斷之外。…

然而，在戰爭的後期，記者開始提供那些不同的信息，表明本質上這場戰爭是越南兩派之間的內戰，兩派對美國安全利益都不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而且大概也不可能取勝。雖然隱含性地支持戰爭的報道還在繼續，但是不再具有幾乎壟斷性的地位。就像在第9章裏我將展示的，由於這種媒體報道的變化，公眾對越戰的支持被極大地削弱。而且，對大眾傳媒接觸程度與對戰爭的支持不再具有聯系，而與反映政治話語分歧的輿論的兩極化有了聯系。一般公眾中關註政治的自由派傾向於站在由精英傳統上認為自由的立場，而關註政治的保守派則走向保守的輿論領袖一邊。

所以，當精英們支持一個應該做什麽的清晰藍圖的時候，公眾也傾向於從這個視角看這些事件，9即大多數關註政治的公眾最可能采取精英的立場。當精英產生分歧的時候，公眾成員也傾向於跟從那些和他們共享一般意識形態或者黨派既有傾向的精英，這些公眾成員的分歧也就最明顯地反映了精英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到達公眾的信息從7不會是重要事件及其發展的全面記錄，而是經過了基於某種既定觀念的精心篩選的信息。即使不這樣，也是很難做到全面記錄的。但是即便可以做到全面記錄，公眾也很少願意對個人經歷之外的廣大世界的信息保持密切關註。新聞表達的要求是：短小、簡單和高度主題化--一個詞，即刻板架構的（stereotyped）。因此，道裏斯·格瑞伯(Doris Graber，1984)在一項關於公民如何檢測新聞的詳細抽樣研究中發現，這些公民“常常抱怨（電視）新聞過於簡單化的處理……”然而：

當特定新聞節目和報紙特寫報道提供了一個小的機會，可以對這些議題有更為廣泛的了解的時候，他們也不願意去抓住。通常而言，（民眾）並不認真地閱讀和研究報紙和新聞雜志上關於選舉和其他新聞的更為詳細的報道。大量的具體事實和統計被一致地認為是枯燥的、令人迷惑的以及過度細節化的……（p**105）…

這種方法論的立場會符合某些讀者的口味，3但也令其他人感覺不舒服。對於那些對我的方法取向表示懷疑的人，我要說兩點：第一，試圖對主要經驗上規則性的東西描繪出一個統一的理論，公共輿論領域長久以來就沒有實現，並且沒有做前提假設和簡化的許可，這種理論也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並不諱言我做的簡單化處理，而且，我將不僅通過毫不掩飾的陳述強調它們，還要清晰表明為什麽它們要被質疑。為了避免混淆和表現得嘮叨不休，我將不會在同一個段落裏批評我的論斷，而是把大多數的自我批評放在其後面的某章。但是自我批評一定會有的。有懷疑的讀者，可以自己衡量，然後決定我的研究結果是否值這個價。…

然而，第6章僅僅處理那些意見的靜態分布，比如通常所觀察到的一次性的意見調查。從第7章到第10章，5關註點則轉向態度變化，對第6章所用的論證發展出一個動態構想。在這些章節中，可能的困難源自，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恰當數據，它們要在許多不同的議題域中進行檢驗，從一個議題到另一個議題（從種族到總統聲望到對國民經濟表現的判斷到對朝鮮戰爭的支持）。因此，本書的這一部分看上去似乎有些脫節。可是，我希望，當他們檢驗越發覆雜的關於公眾如何對強度或者“音量”（loudness）不同的競爭性傳播的觀點進行反應的時候，這些內容有一個互補性的統一理論。第9、10章是關於模型的充分檢驗：第9章分析了1964到1970年間對越南戰爭的大眾態度的演變；第10章則檢驗了在競爭性選舉中（總統、參議院、眾議院選舉以及總統初選）候選人偏好的形成。盡管這兩個案例似乎很不同，但是在每個案例中的態度形成和變化的動力機制似乎完全一樣。…

作者：

約翰.R.紮勒（John R.Zaller），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現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和公共輿論。主要著作有《美國人心態：公眾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態度》、《公共輿論》、《黨作決定：改革前後的總統提名》等。等。

譯者：

陳心想：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現供職於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方建鋒：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現為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