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公眾的信息從7不會是重要事件及其發展的全面記錄，而是經過了基於某種既定觀念的精心篩選的信息。即使不這樣，也是很難做到全面記錄的。但是即便可以做到全面記錄，公眾也很少願意對個人經歷之外的廣大世界的信息保持密切關註。新聞表達的要求是：短小、簡單和高度主題化--一個詞，即刻板架構的（stereotyped）。因此，道裏斯·格瑞伯(Doris Graber，1984)在一項關於公民如何檢測新聞的詳細抽樣研究中發現，這些公民“常常抱怨（電視）新聞過於簡單化的處理……”然而：

當特定新聞節目和報紙特寫報道提供了一個小的機會，可以對這些議題有更為廣泛的了解的時候，他們也不願意去抓住。通常而言，（民眾）並不認真地閱讀和研究報紙和新聞雜志上關於選舉和其他新聞的更為詳細的報道。大量的具體事實和統計被一致地認為是枯燥的、令人迷惑的以及過度細節化的……（p**105）

對於公眾形成對覆雜的遠距離事件的理解過程，李普曼大概依然是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家。在《公眾輿論》一書中，作者專門用一大部分寫新聞刻板架構（stereotypes），或者我們今日常常說的參照框架。在一段清晰易懂的文章裏，他描述了辛克萊爾·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說《大街》（Main Street）裏的一個人物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能的感知：

戈弗草原（Gopher Prairie）上的謝爾文（Sherwin）小姐意識到了，戰爭正在法國激烈進行。於是，她試圖去想象它是什麽樣子的。她從未去過法國，確切地說，她也從未到過現在的戰鬥前線。她有一些法國和德國士兵的照片，但是對於她來說，去想象300萬人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沒有人可以想象他們，專家們也沒有嘗試過，而只是把他們看作200個師。但是，謝爾文小姐買不到戰鬥地圖，如果她要想象這場戰爭，她就會把註意力集中在霞飛（Joffre）霞飛，一戰時法國著名將領。--譯者註和愷撒（the Kaiser）這裏指德皇威廉二世。--譯者註身上，好像是這兩個人在打。如果你看到她用她的頭腦之眼看到的東西，這個想象畫面的構成同一個18世紀的大兵雕像大概沒有什麽不同。他堅毅鎮靜地站在那裏，比真人還要大，還有幻想的軍隊，他們以小小身軀組成的隊伍的形式蜿蜒邁向遠處。

就像謝爾文小姐借助於18世紀的雕像來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揭示的場面一樣，李普曼懷疑個人也能夠獨自創造出刻板架構和其他的象征性表達--“我們頭腦中的畫面”--來理解或遠或近的事件。而且：

在這個紛雜喧鬧的外部世界裏，我們挑選出我們的文化已經為我們定義好的東西，並且我們傾向於感知那些以我們的文化所賦予我們的刻板構架的形式挑選出的方面。（p**61）

李普曼所指的刻板架構，許多都是文化的持久性特征--腐敗的政客、工人罷工、選舉競爭、自耕農。但是因為社會總在不斷地產生新的議題，許多刻板架構都是新近創造的。例如，研究表明，關於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爭論、8不分性別的單間公廁和關於女兵的刻板架構就成了好爭辯的積極活動分子們組織化和意識形態化的需要的反映（Mansbridge，1986）。盧克（Luker，1984）也作了類似的研究，是關於墮胎方面的活動家們的不同世界觀上兩派標簽（支持選擇派和支持生命派）的起源的。近年來出現的一個強大的刻板架構是關於“無家可歸者”的。像這樣的刻板架構對於公眾保持獲知信息的過程是重要的，因為它們決定了那些公眾所想象的變成所知的方面，而且反過來又決定了人們是如何在政治議題上站隊的（Edelman，1964；Bennett，1980；Gamson and Modigliani，1987；Kinder and Sanders，1990）。

雖然在形塑公眾對那些“摸不著，看不到，想不出”（Lippmann，1922/1964：p**21）的事件理解方面，文化上給定的和精英供應的刻板架構會最為有力，甚至對於那些人們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件也是重要的。例如，利用實驗證據認為電視新聞是集中於個人貧困的“零星的”案例，還是引發貧困的大社會的條件，會影響到公眾指責貧困時的歸因，從而影響到他們的支持消除貧困的項目的意願。

關於新聞刻板架構，或者參照框架的最根本的問題大概在於公眾是否被給定對這些框架的選擇--是否允許對議題是什麽在不同的看法之間選擇。因為沒有這種選擇，公眾除了聽從精英們對應該做什麽達成的共識之外，也做不了什麽。比如，在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早期，提供給公眾的對該戰爭的思考方式只有一個，也就是為了通過“遏制共產主義”來“保護自由”的鬥爭。甚至批評政府政策的新聞報道也在這樣一個框架裏進行，並以贏得戰爭和“遏制共產主義”的極端重要性為前提（Halberstam，1979；Hallin，1986）。在此期間，公眾強烈地支持美國介入戰爭，而且那些受大眾傳媒轟炸最厲害的公眾也對“官方路線”（official line）最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