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戰爭的後期，記者開始提供那些不同的信息，表明本質上這場戰爭是越南兩派之間的內戰，兩派對美國安全利益都不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而且大概也不可能取勝。雖然隱含性地支持戰爭的報道還在繼續，但是不再具有幾乎壟斷性的地位。就像在第9章裏我將展示的，由於這種媒體報道的變化，公眾對越戰的支持被極大地削弱。而且，對大眾傳媒接觸程度與對戰爭的支持不再具有聯系，而與反映政治話語分歧的輿論的兩極化有了聯系。一般公眾中關註政治的自由派傾向於站在由精英傳統上認為自由的立場，而關註政治的保守派則走向保守的輿論領袖一邊。

所以，當精英們支持一個應該做什麽的清晰藍圖的時候，公眾也傾向於從這個視角看這些事件，9即大多數關註政治的公眾最可能采取精英的立場。當精英產生分歧的時候，公眾成員也傾向於跟從那些和他們共享一般意識形態或者黨派既有傾向的精英，這些公眾成員的分歧也就最明顯地反映了精英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這些關於精英話語的影響的論斷，是本書將要展示的一個重要部分，而這很明顯是強有力的。通過進一步預測性檢驗，我將20世紀裏

美國種族態度的演變做一個概述。我要鄭重地強調，我綜述這一敏感課題的目的不是要說明我的觀點的最後正確性，而僅僅是為了盡可能清楚地表明後面各章的更為具體的論斷背後的一般性洞見。

精英話語和種族態度

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美國是一個極強的種族主義社會。這種種族主義不僅存在於南方各州的等級結構和到處可見的歧視中，而且存在於教導精英和大眾思考種族議題的政治觀念中。盡管有些主流精英對此種族議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僅局限在很小的範圍內。實際上，所有的白人精英都接受了其他族群是劣等族群的某些觀念（Fredrickson，1971）。詳述這些觀念既無趣也不必要，但是有一點對我要做的論斷很重要。關於黑人--實際上，大多數非盎格魯-撒克遜族群，包括亞洲人、南歐和東歐人，以及猶太人--的這些種族主義觀念得到了當時的生物和心理科學的支持。因此，種族主義觀念不僅僅存在於那些極端分子或者落後地區人們中間，而且在白人中堅知識分子和其他白人中間一樣普遍存在。給定這種精英態度的模式，任何動員白人支持黑人平等的企圖，不管是由黑人自己還是白人中的同情人士發動的，都註定要失敗。

然而，到了1930年，政治精英們的態度似乎開始變化。在這一年，胡佛總統提名的北卡羅來納州的約翰·帕克（John Parker）到最高法院任職遭到拒絕，主要原因是帕克在10年前的演講中曾說：“‘黑鬼’（the Negro）作為一個階級沒有進入政治的願望”和“‘黑鬼’參與政治對於黑白兩個種族而言都是邪惡和危險之源。”（引自Kluger，1975：p**142）僅僅一個關於種族主義的演說，而且是那種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很常見的演說，竟然成了參議院駁回最高法院提名的根據，這表明種族議題上的態度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盡管如此，種族在1930年代明顯還不是一個公眾議題（Sheatsley，1966：p**217）。而且，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1944)在其大規模的美國種族關系調研中發現，不管是黑人的物質條件還是他們所面臨的歧視程度，10在1940年和美國國內戰爭剛結束之時都沒有大的不同。某種程度上的改進只是因為一些黑人移居到北方，在那裏狀況可能要好些。然而，繆爾達爾堅持認為，一個時期的種族上的進展就在面前。美國白人深深堅信平等的信條，並且認識到黑人要求平等是正義的。所以，他認為，白人反對種族平等的日子即將結束。

因此，就繆爾達爾的證明是極有先見性的解釋而言，白人態度的變化在黑人實際狀況上的任何變化之前。那麽，是什麽帶來態度的變化呢？

我們可以想象有許多的可能性，可是繆爾達爾在純粹智識發展中找到了解釋。 早在1920年，科學家們普遍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某些種族比其他種族優越，但後來的研究卻不支持這種觀點。在科學思想上的變化程度可以通過下面兩段來自曾經是種族研究的主流權威卡爾·布裏格姆（Carl Brigham）的著作來說明。在1923年，布裏格姆在他的《美國人智力的研究》（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一書中做出結論，直白地宣稱：“我們北歐人群體在智力上要比阿爾卑斯山人、地中海高加索人和黑人優越已經得到證明。”（p**192）然而，僅7年之後，在他發表的關於一些後續研究的評論中，布裏格姆感到的壓力迫使他撤回他的結論。在論文的最後，他這樣寫道：

這篇評論總結了某些最近的測驗發現，表明現有的測驗並沒有做不同國家和族群的比較研究，並且表明，尤其是這些比較研究中最狂妄中的一個--作者自己的--沒有根基。（Brigham，1930：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