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些以及其他研究，繆爾達爾寫道：“在過去的50多年裏，不少的社會和生物科學家逐漸地迫使受過教育的人放棄某些更為明顯的生物學上的錯誤。”（p**92）正如德格勒（Degler, 1991)所展示的，在1920年代變化中的有關種族的科學理論是非常大的且脫離人類行為的生物學解釋的科學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德格勒(Degler, 1991)還做出了有趣的論斷，即最新研究的實踐者在意識形態驅動下，以某種意義非理性地投入到可以擊敗種族理論的研究之中。這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但是德格勒沒有說，在研究中出現了欺騙或不誠實行為，他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去表明，決定接受這些研究的大批科學家的動機來自他們自己的事實判斷之外。

隨著早期種族低劣理論在智識上的失敗，心理學家開始把研究轉移到現在所稱的白人偏見的汙蔑效應對黑人的影響，以及各式各樣的精神錯亂和教育失效的種族偏見的起源上來（Allport，1954）。就我所知，白人偏見的存在可能是由於--至少部分地--前幾十年的種族精英話語沒有被給予嚴肅的考慮。

這樣的結果是，用來解釋物質條件上的種族差異的刻板印象經歷了一個巨大變化。直到大約1930年，這些刻板印象還在強調種族低劣作為不平等的原因。但從那之後，11精英話語的主導傾向開始把不平等歸因於個人努力的失敗，或者在自由民主分子那裏，歸因於白人對黑人的歧視結果。但此時，精英話語上一個更為深遠的轉變還是很難想象的。

由於直到1930年代後期都缺乏民調數據，在精英話語上這一革命對公共輿論的影響也就不能夠被充分地描述。但是，關於公共輿論有三點是相當清楚的。第一，存在一個大轉變，即種族平等原則開始得到更多的白人公眾支持。雖然這一轉變並沒有達到許多人希望的範圍，最明顯地，白人曾抵制政府與歧視作鬥爭，並反對彌補過去的歧視造成的後果。某些人對平等的信念的那份真誠也並非無可置疑。但是，大轉變的事實是很難否認的（Schuman，Steeh and Bobo，1985）。例如，在1944年的調查中，僅有45%的白人說黑人“應該和白人擁有同樣的獲得工作的機會”，而到了1972年，這一數字上升到97%。同樣，說“白人學生和黑人學生應該同校”而不是分校的數字也從1942年的32%上升到1982年的90%。這些轉變也許開始於1940年代早期的關於種族的首次民意調查，或者這些轉變那時候已經在發生。總之，大眾態度的轉變幾乎與精英態度的轉變同步。

第二，接觸關於種族的精英話語最多的人，既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是最可能支持構成現代精英話語關於種族共識的那些觀點的人。因此，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尤其不可能支持平權行動或者更有爭議的與不平等作鬥爭的努力，比如校車方案就沒有得到精英的一致支持。但是他們卻表現出了對平等原則不成比例的支持，以及對那些抵制歧視的努力，比如，反對餐館分離和交通系統分離的聯邦法律，都得到了主流精英的支持（Allport，1954；Schuman et al1985）。因此，恰如前面描述的越戰案例，受精英話語影響會提高他們對這些精英話語中的觀點的支持。（在第8章裏，我會進一步證明接觸精英話語的種族自由化影響。）

第三，公眾對種族議題上黨派精英的暗示是有反應的。這一點的證據多數來自卡邁恩斯和斯廷森（Carmines and Stimson，1989)的一篇文章，雖然這篇文章在一些細節上還需要商榷。

整個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早期，精英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沒有在種族議題上表現出黨派分歧。民主黨是許多主要的種族自由人士的老家，最明顯的是休伯特·H·漢弗萊（Hubert Humphrey），他在杜魯門總統的領導下，想急迫取得有關黑人平等的度量，尤其是在軍隊裏。然而，種族上保守的南方人在民主黨內依然是一個主要力量。同時，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雖然不是種族議題上的鬥士，12卻任命種族上的自由人士伊爾·沃倫（Earl Warren）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並使用聯邦軍隊去執行其裏程碑式的廢除學校種族隔離的決定。最後，盡管存在像漢弗萊這樣的傑出民主自由人士造成的這種印象，但共和黨國會議員在種族議題上比民主黨更自由，如圖2-1所示。如卡邁恩斯和斯廷森所說，這種缺乏明顯差異的領導線索的結果，導致在一般公眾眼裏，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種族議題上沒有差別。

圖2-11945-1980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種族自由主義量表上的分值。（略）

資料來源：Carmines and Stimson，1989。

然而，從1963年後期開始，民主黨克服了南方人的阻撓，走出了作為種族自由主義黨派的一步，同時，共和黨變成種族上更為保守的黨派。因此，林登·約翰遜總統作為其黨派的名義領導人，在國會裏施壓並使得主要的民權法案議案得以通過，然而，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64年的共和黨總統提名人--變成了這一議案的最主要反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