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方法論的立場會符合某些讀者的口味，3但也令其他人感覺不舒服。對於那些對我的方法取向表示懷疑的人，我要說兩點：第一，試圖對主要經驗上規則性的東西描繪出一個統一的理論，公共輿論領域長久以來就沒有實現，並且沒有做前提假設和簡化的許可，這種理論也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並不諱言我做的簡單化處理，而且，我將不僅通過毫不掩飾的陳述強調它們，還要清晰表明為什麽它們要被質疑。為了避免混淆和表現得嘮叨不休，我將不會在同一個段落裏批評我的論斷，而是把大多數的自我批評放在其後面的某章。但是自我批評一定會有的。有懷疑的讀者，可以自己衡量，然後決定我的研究結果是否值這個價。

為了盡可能清楚地、一般性地表述我的論證，我將有限地使用形式的和統計學的模型。盡管這樣，本書在技術方面和多數公共輿論研究一樣富有專門性，僅比某些研究少些。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於作者的口味和有限的技術能力。僅有一章（第9章），對讀者來說，要領會大量的數學論證是重要的；盡管如此，即使省略數學部分，也不會漏掉該章的要點。

就本書的學科取向說幾句大概也會對讀者有所幫助。本書主要關註的是個人如何把政治信息和爭論轉變成政治觀點。這樣，本書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就像將會看到的，本書也會大量利用心理學家發展出來的觀點和論據。然而，本書還是更接近於政治科學，而不是心理學。一個表面的特點就是，本書避免使用技術性的心理學術語，而是傾向於使用來自日常政治語言的術語。因此，在公眾如何組織政治信息的模型裏，基本的術語將不是“圖式”（schema）而是“考慮事項”（consideration）。學科取向的一個更重要的標示是，與某些政治心理學研究相比，本書極為註重公眾態度的社會來源--尤其是精英話語中信息的可達性--而不是註重人們頭腦和心裏對感知到的世界的自發的運轉思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本書僅限於那些在典型的公共輿論調查中易於檢驗的觀點。我將把那些只能在心理學實驗室裏才能有效驗證的現象，甚至那些確實存在的並在實驗室之外有影響的現象留給其他學科的研究者。這種取向並不排除做某些實驗，假如這些實驗可以在典型的調查環境下做的話。同樣也不排除那些產生於心理學實驗室並有著對公眾調查可檢驗的推論的觀點，比如麥奎爾（McGuire，1969)的態度變化理論。所以，特別是實驗心理學家，需要提醒他們的是，4我的論斷可能會比他們根據他們可獲得的那種數據所感受到的更簡單，甚至極度簡單。

用一個不同的說法，作為一個公共輿論的分析人員，我並不關註那些盡可能地接近人們信息加工的錯綜覆雜的發展模型，而是關註使用盡可能少的外在的理論工具來抓住信息加工的那些方面，即對理解關於主要議題的公共輿論的動力機制有顯而易見的作用的方面，就像公共輿論研究通常所測量的那樣。

因為本書的中心關註的是公眾如何利用來自大眾媒體的信息形成政治偏好，所以本書實質上也與大眾傳播的核心關註的東西有部分相同。如果如同通常所作的，大眾傳播的寬泛的定義包括公共輿論的本質，那麽相同的部分則更多。可是，我沒有看到在我的對這些關註的一般取向與傳播領域的取向之間有任何重要的不同。

本書強調一般性的一個後果是其組織方式有些不尋常。不是對每個實質性的領域--外交政策態度、國內政策態度、總統選舉、國會選舉等--都有專章，本書是圍繞著更為一般的理論問題組織起來的：人們如何回答調查問題、態度變化如何發生、對立的大眾傳播不平等的強度的影響等等。

這種組織方式證明有著巨大的實際優勢。不同類型的數據從不同的實質領域搜集來，某些數據對那些從其他領域可以或者可能獲得的數據中不能回答的問題有平衡作用。從1978年國會選舉獲得的數據對於本書尤其重要，因為它們包含了同一的和高度細節的態度測量，這些測量形成於數十個獨立的政治競選運動。一旦在投票中候選人之間的選擇與在通常的態度調查中的回答選項之間的選擇如何之像這一點變得清楚了，那麽這些國會選舉數據對於展示一般意義上的偏好形成的動力機制就變得極為有用了。

本書的論證是這樣展開的：第2、3章介紹本書的主要理論概念和基於這些概念的一個簡單模型，其他章節則集中於從該模型抽出來的推論並用可獲得的數據來檢驗它們。

第4、5章處理的是政治態度的本質--或者更確切地說，個人是如何把頭腦中的觀念轉化為對封閉式問卷調查問題的回答。第6章轉向人們的態度的實質內容，用以展示精英意見領導力、對精英暗示的註意的個人層次，以及個人政治價值觀差異之間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影響意見陳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