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更大的難題。“中國電視公司”奉准成立時，“國防部總政戰部”表示很大的興趣，王昇上將永遠在提高官兵的忠誠、士氣和知識水準，他對電視這樣的利器锺情已久。他希望軍方對“中視”的經營也有發言權，“中視”能在節目方面分出相當多的時間，由“總政戰部”全權使用（負擔全部節目制作費用）。國民政府黨政軍三權分立，總裁既然沒有指示，“國防部”也沒有正式出面洽商，中央黨部反對軍方以“技術層面”在“中視”的節目內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擋。那年代王上將心想事成，黎總赤手搓方成圓，所受的“內傷”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九六二年十月，臺灣電視公司開播。

起初，電視機售價昂貴，沒有彩色節目，每天只播出幾個小時，節目制作也相當粗糙，但是它能讓我們“看見”：看見“總統”檢閱陸軍海軍，看見電影明星上臺親手接過亞洲影展的大獎小獎，看見聯合國開會，看見毛公鼎、羅浮宮、英國國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動，可以看見山前山後，江頭江尾。

於是無線電廣播的優勢立刻結束，臺北廣播事業公會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廣播年鑒》記載了官方的統計數字，照這些數字演算，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十年是臺灣廣播的黃金時代，臺灣的收音機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以後，一九六八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之前，這六年之間電視機增加了七十三倍！…

胡適答應擔任顧問，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顧問名單：曾虛白，李辰冬（文學教授），李宗侗（清史專家），他提議增聘史學教授吳相湘。中廣在胡先生的主持下開了三次顧問會議，「胡適氣氛」名不虛傳，滿室如沐春風。胡先生很熱心，他在臺灣很少實際參加文藝活動，這也許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會議首先談到《紅樓夢》的版本，胡先生決定選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刻印、高鶚修改過的本子，臺北世界書局買得到，它的好處是語言比較淺顯通俗，用聽覺接受，困難比較少。然後討論應該原本照播還是加以刪節？胡院長顯示了他的科學訓練、理性主義，他認為警頑仙子、太虛幻境可刪，女媧補天、頑石轉世必刪，寶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沒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誨淫」的部分，他輕輕放過了。我在旁擔任紀錄，暗中非常驚訝，他甚至說，《紅樓夢》有很多瑣碎冗長的記述都可以刪掉，只選有情節的章節播出。…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今天湊個熱鬧，談談我的回憶。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臺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臺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臺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臺灣六個年頭，這六年間他對臺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臺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作重要新聞，臺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作家開會談「胡適在臺灣」，好像應該從文學的角度談他。胡適在臺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這一部分說來話長，還是先談文學。…

正因為語言藝術所涉及的感性是觀念想象產物中的感性，這樣，周瑟瑟才更側重根源性的用語形式來表達思維，而選用了：簡練而不繁覆的，直感而不修飾的，直觀而不迂回的，直覺呈現而不概念演繹的，看成而不體驗的……那介於書面語句的用法之間，來當做他詩歌運用的語言手段。運用語言手段本身，其實就是運用觀念中對語言看法的手段。從表現方式中的個別要素組成來看，周瑟瑟用語手段中所保留的根源性，明顯地顯示了詩的預設內容。周瑟瑟詩歌那簡練和直觀的用語方式，畢竟不同於美國後現代的“具體詩” 或後現代“極簡藝術”。盡管“具體詩”和“極簡藝術”因反對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的觀念而與60年代英國的純口語詩相近。例如：

　“下雨天容易想到父親…

當我研究完周瑟瑟四個詩歌創造期的代表性作品，就可以他這首詩為例，歸納成一個系統化的關於詩的根源性的藝術課題來討論。

1）從詩人自己天性里產生的思考的需要出發，來決定詩的表現樣式和方向。例如，分析周瑟瑟的作品個性，可以縱觀到他詩的藝術特質，是讓無心靈的自然與他有心靈的再思之間，保持著最處相遇的原樣。既讓自然做它本身的事，也讓心靈也做它本身的事。這當中，天性的思考是最主要的先決方式。這好比，一個外觀的自然進入心靈，如同內在的心靈進入外觀的自然一樣。這個過程是誰在主宰呢？是先天領悟的思。…

他又格外注重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象的結合統一，努力與理論對話的同時又跳脫其抽象性而回到個案分析。他聚焦於“抒情主義”在中國現代詩學中呈現，期望精準、細致地描摹這張地圖上的每一道景觀，使具體問題得以顯影。關於現代文學雜誌、批評家的研究，可看作個案研究的典範。論者主要選取了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又重點討論卞之琳、袁可嘉（1921-2008）、吳興華（1921-1966）三位批評家。不單涉及翻譯、理論和創作各個方面，還著重追述三位前輩詩人、批評家知識體系的形成過程，反思其詩論的突破與局限性，從不同維度展開論述，勾勒出中國現代詩歌批評的生態圖景。…

2012年，張松建（1972-）的《抒情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論者被譽為“真正縱觀中國現代詩學全局而能縱深開展專精研究者”[1]。較之他2009年出版的第一本專著《現代詩的再出發》而言，這本專書試圖“重構抒情主義的問題史，結識抒情主義從理論到歷史、從審美到政治的轉換蹤跡”[2]。他的研究將時間跨度延伸至30余年，理論視點聚焦於“抒情主義”在中國現代詩學中的衍生與演變，觸及傳統向現代詩學的轉換，足見他多年來研究視域拓展的廣度和開掘的深度。…

最近有機會重讀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感慨良多。實際上，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讀了此書，當時感覺非常的興奮。後來撂在一邊沒再撿起，一是因為值得一讀的翻譯文學太多，目不暇接，二是《百年孤獨》在文學圈中聲譽日盛，幾乎成了一部無法親近的“聖書”。當初清新的閱讀印象已經淡漠，代之以一些龐大而不知所雲的概念。比如有人評論說：“《百年孤獨》完美地描述了人類‘兒童狀態’對於恐怖與無助的無意識。”你能明白他說的是什麼嗎？不僅《百年孤獨》，像《紅樓夢》，像魯迅不多的小說作品全都被蒙上了一層神聖而化學的迷霧，作為被閱讀的作品也只能到此止步了。所以也許有必要聲明，我的重讀心得或者讀後感完全是個人的作為一個寫小說的偶然的有感而發。 …

昨天（當地時間17日早上），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毫無征兆”地長逝於他在聖盧西亞的家中，享年87歲。得知這一消息後，我隨即寫下了如下詩句：“一個偉大的詩人離去了／有人在讀他的詩／有人會寫文章悼念／而我走到一幅畫前／突然間，那畫框變成了窗口／整個荷馬以來的大海／向我湧來……” 

不像布羅茨基的英年早逝，帶給我們以震驚和哀痛，沃爾科特的離去，讓我想到的是他自己雄偉而從容的詩句，或者說，我是在傾聽那“偉大的六音步詩節”是怎樣“拍岸到達終點”。（見《海葡萄》）

 …

2.

我在周瑟瑟詩里經受了一種思，對知的召喚：在詩作里，做到把詩還原到它的原始本性，即內心能看見自己又可看見自己思出的勞動產物的心象。讓這顆帶有心象的心靈，保持著一種原始生成的天然而去掉人工的性格。在詩句里，心靈對著語詞之卉，給出了最高的開綻：

“花園是小夫妻的鐐銬，鷹是黃昏的鐐銬

肉身是帝國的鐐銬，語言生銹了

流血的嘴唇上殘留一場戰爭…

“自然之舌在翠綠的山坡舔食草木”真正卓越的詩人作品，其表現出的心靈的自然是真實的，並可直見的而不見，也同時是精神內在的並隔開的。很多寫與思的人，不知道簡練深處藏著的最高繁覆，那貌似簡練的隱蔽處，卻有著心靈隱行的步伐節奏，和心靈肌膚的印跡，以及看不見的心暈環繞著。簡練是從心靈做出來的，且意識可控制的簡練。簡練，是看自己內心的最直觀的一種境界。可這並不是，因精神平困的饑餓的那種寫不出來的簡單。卓越詩人那簡練的詩的方式，讓簡練的用語，可以直觸心宇的氣脈，而和外在世界處在整體的保持之中。簡練，用無形的增殖，恩準著心靈的留駐，用雙重形式的單純，召喚著詞語所居於的根源，如同原居之處現身的語言：

“開門的是理爾克，俊美老紳士，頭發也是翻譯過的…

“在寓言的大地上，你巨大的耳朵被寂靜包圍

……

沿著閃閃發光的大河你找到了原始的森林

秘密的金子，細小的野花”

（周瑟瑟1988年詩選《犀牛》）

 …

詩，是意識那既擁有又空無的根源。詩更是與源始意識同源。

我可以預斷：整個人類始祖的精神的第一源，都必須是要與擬-詩的語言表達形式相近似，相貫通，相對應，才可顯示出內心世界的擬-外在世界。這可能是，人類意識關於它自己的思，所要用的所唯一的擬-詩化的思想方式。這個擬-詩化的思想方式，恰恰就可能決定著，我們整個人類普遍顯現的意識結構和方式。詩的古老就是意識的古老。…

我不僅僅從單極的文學層次，談論被詩人收入眼簾的詩學樣式——那些由現代西方詩評界提出的“象征”、“語境”、“空白-召喚框架”、“接受對話論”、“覆調理論”、“互文性”、“解構”論。

因為，對詩的原創，就像對哲學的純我之思，必須是自己獲得的智慧角度而出現，根據自己所需要的意識進程，來切近。我要說，詩，過去是，現在仍是，將來也必是，專門提供內心關照的東西。它必然的要與心靈來源所思及的那些根本性，發生著哲學式的聯系。因而，詩唯是根源性的寫和思的方式。它超出了任何藝術在發展事實上的片面性——，也包括超出了文學修辭所降身的專用範圍與理解方式。

現代心靈的更高需求，難道僅僅是修辭遊戲所能專供的？！…

梁秉鈞之“飲食書寫”中關於香港命運的思考，其實不在少數。他流露的心情除了樂觀坦然和自尊自信之外，也有不難理解的焦慮不安。1995年，香港即將回歸久違的祖國，有人恐懼於“九七大限”，於是移民海外，以求“避禍自保”。針對這種躁動的社會意識和跨境流動的現象，梁氏坦率地說道——

也許你會想到我們一些朋友，（其中當然也有詩人），因為覺得香港越來越難安居，不得已移民海外。其實，對於他們和對於我的詩來說，現實的遷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頓，都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如果我覺得家園變成陌生地，那並不表示多有陌生的異鄉都可以輕易變成家園。人的遠適異國，正如詩文之翻譯成另一種語文，都是一個覆雜錯綜的過程，冒著喪失自己被吞沒的危險。 

即使生長於斯的家園也有可能變成“異鄉”，但是，陌生的異鄉也未必能夠輕易變成親切的“家園”，…

這表現的就是本雅明說明的“文化翻譯”的現象。文化翻譯否認先前給定的原初文化的本質主義，認為所有形式的文化不斷處於“混雜”的過程，文化混雜產生新的無法辨識的不同的東西，一個意義和表述協商的新領域。 陳清僑指出，香港的殖民狀況特殊，使得香港人被兩種敵對的權力關系所圍困：一方面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霸權（透過家族、民族等社會性、論述性的文化網絡而傳播），另一方面是英國殖民統治（透過官僚制度、教育和連串國家統治本位的後來所謂“不幹預的”市場及文化政策而有效地運作）。香港城市的成長和香港人的生活都是通過上述兩種對立的身份生產過程而制定的，歷史早已把身份認同的“混雜性”植根於人們的社會想象中。因此，香港處於不知的未來和暫見的穩定之間，於是成為一個“恒常過渡的家園”。…

來自不同產地的青蠔自有不同的形貌，由於不同的烹飪方法，味道迥異，這是青蠔的身份印記。由此類推，不同身世背景的人當然有不同的文化品味。藝術的題材、風格、形式植根於不同的地理、文化、語言的疆界和不斷變化的歷史性，不可能是純粹的、世界性的東西，東西方藝術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捷克作家不可能寫出法國式的小說，世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一種幻覺，文化藝術都打上了認同政治的烙印。這首詩還出現一個台灣藝術家和一名中國第六代導演，前者幻想自己是日本人或者比利時人，後者貶低文化身份是老套問題，認同“宇宙性”的說法。梁氏語帶嘲諷地指出—— …

梁氏的《北京栗子在達達咖啡館》是一首有寓言意味的詩作。抒情自我置身於瑞士一家展示前衛藝術的咖啡館，觀賞舞台表演，感嘆瑞士人對於中華文化的探訪，只是出於對古老神秘中國的好奇心而已，他們在舞台上戮力展示的氣功、針灸等表演，變成了滑稽低俗的商業消費活動；梁氏覺得，如果超乎事物的表像去觀察真實的中國，那麽，“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出“實驗劇”，充滿不同利益集團的噪音。準此，眼前這場文化交流的好戲到底有多少成果可言呢？詩的結尾推出一個特寫鏡頭——北京栗子不大喜歡古怪的咖啡店/鮮綠襯得它有點貧血/它在陰影中照相失去焦點/一不留神又不知滾到哪個角落去了/另一方面這些時髦的咖啡店/也沒有善待我們來自農村的同胞/對它的滄桑一點也不感興趣/勢利地嘲笑紆尊降貴地保持沈默/想在它平凡的硬殼上獵奇又宣布失望/唉呀，文化交流真是不容易的一回事！…

梁氏如此沈湎於食物的文化屬性，如此看重日常生活的價值，這種思想意識牢牢植根於（後）殖民地香港的歷史情境。而且，否定國家意識形態是包括梁氏在內的許多香港作家的共識，這形成了他們在文藝理念上的“香港特質”。可以想見，當梁氏果斷解構了國族主義的宏大敘事，那麽，剩下來的只有具體實在的物質生活了。套用杜讚奇的說法，梁氏這個寫作策略，或可名之為“從國族拯救食物”(rescuing food from the nation)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香港歷史情境中的“位置性”是梁氏思想立場的根源，但是，我們要想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及其政治價值，就必須把自己從這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超越“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種庸俗的黑格爾主義，盡量貼近歷史現場，針對“革命”這個理論問題展開批評性的辯難和思考，如此才有可能獲得生產性的、創造性的見解——這也許是梁氏的食饌詩學為我們提供的啟示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