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不同產地的青蠔自有不同的形貌，由於不同的烹飪方法，味道迥異，這是青蠔的身份印記。由此類推，不同身世背景的人當然有不同的文化品味。藝術的題材、風格、形式植根於不同的地理、文化、語言的疆界和不斷變化的歷史性，不可能是純粹的、世界性的東西，東西方藝術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捷克作家不可能寫出法國式的小說，世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一種幻覺，文化藝術都打上了認同政治的烙印。這首詩還出現一個台灣藝術家和一名中國第六代導演，前者幻想自己是日本人或者比利時人，後者貶低文化身份是老套問題，認同“宇宙性”的說法。梁氏語帶嘲諷地指出—— 

可是宇宙里/老是有不同的青蠔哩，帶著/或窄或寬的殼，陳列在雪上/適合不同的遊客品嘗。我們一樣嗎？/捷克的小說家其實並沒有，我認為，/寫法國式的小說。中國的青蠔離了隊/千里迢迢之外，還是不自覺地流露了/浸染它成長的湖泊。青蠔有它的歷史/並沒有純粹抽象的青蠔 

這里采用音樂中的重覆結構，從不同青蠔的事實性重申文化藝術的歷史性，認為那種超越歷史限定性的純粹抽象的東西，根本不存在。梁秉鈞發現，吊詭的是，在那名第六代導演追求虛妄的“宇宙性”的姿態背後，正是一種流行於發展中國家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主義，一種自我殖民化的話語實踐，如是而已——在這里，梁氏解構膚淺偏執的現代性、全球化和普遍主義意識形態，顯示了他對於文化政治的洞察力。

2，香港時空、混雜文化、“九七大限”·1948年，梁秉鈞出生於中國廣東，童年時移居香港，在那里長大成人。香港是他終生廝守與眷念的家園，借用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的術語，梁的大宗作品顯示他對香港的“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或“地方之愛”(topophilia)。 蕭鳳霞指出：“在某種意義上，香港處在帝國的邊緣實乃幸運之事。盡管空間狹窄，但是香港的居民、移民和本地人集體創造了一些非凡的文化和政治空間，在那里他們可以選擇和實施他們覺得最有意義的方案。” 關於香港，人們往往持有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刻板印象，與此聯系的是華麗、奢侈、揮霍、浪費、炫耀、墮落。然而梁氏“教導我們在日常、卑微的、散文化的事物中挖掘寶藏的各種方法”（周蕾）。進而言之，香港的人文地理、個人記憶與文化認同，經常是他思考和書寫的主題。梁氏提到他計劃在1992年初，編成一冊以《家》為名的詩集，是從“家事”開始，經歷離家的歐美經驗，再帶著不同目光回看家事，但是詩集沒有出版，他得出的結論是：“離家不一定是出門，是離開了熟悉的脈絡、彼此有共識的觀點、可以歸類的範圍。”

關於香港的文化空間，梁指出“香港文化的特色，見諸文化空間的混雜變幻。” 在1995年前，他對香港的文化空間憂心忡忡，因為他發現這是“一個混雜、擠迫而又危險的空間”，這開放空間會輕易失去，他不確定是否可以讓它成為一個創造、友善、穩定、包容的家園。他在隨筆《無家的詩與攝影》中針對香港的身份表達了不安和疑慮。香港是帶有異國情調的亞洲殖民地城市，華洋雜處，文化多元，是中西古今的碰撞雜糅，時間與空間的混雜激起人的懷舊沖動，因此，這種曖昧的文化認同產生了奇特的魅力—— 

那些遙遠的空間也帶來遙遠的時間：舊日的殖民地、殖民者記憶中永遠的剎那、世紀末的頹廢、邊緣性的面對巨變的時空。總是異國的情調……時間也可以說是懷舊的過去……（省略號為引者所加）危機與玩笑、頹廢的縱情與健康食物、古往今來的中外不同的時空，好似毫無禁忌地擠在一起。它有趣的地方，正是世界與本土相遇，意大利餐廳旁有日本小吃、酒吧隔鄰賣魚腩粥，在最不是香港的地方，香港的現實又在街頭巷尾浮現出來。香港是什麽也不是那麽容易界定。古董商在櫥窗放滿秦俑或唐三彩瓷馬招徠顧客。外來的遊客呢，不管長居短處，也總在這兒找到摹擬的家鄉。好奇的年輕人在這兒一瞥西方的潮流，回港的留學生在這兒回憶外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