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表現的就是本雅明說明的“文化翻譯”的現象。文化翻譯否認先前給定的原初文化的本質主義，認為所有形式的文化不斷處於“混雜”的過程，文化混雜產生新的無法辨識的不同的東西，一個意義和表述協商的新領域。 陳清僑指出，香港的殖民狀況特殊，使得香港人被兩種敵對的權力關系所圍困：一方面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霸權（透過家族、民族等社會性、論述性的文化網絡而傳播），另一方面是英國殖民統治（透過官僚制度、教育和連串國家統治本位的後來所謂“不幹預的”市場及文化政策而有效地運作）。香港城市的成長和香港人的生活都是通過上述兩種對立的身份生產過程而制定的，歷史早已把身份認同的“混雜性”植根於人們的社會想象中。因此，香港處於不知的未來和暫見的穩定之間，於是成為一個“恒常過渡的家園”。

梁氏強調，香港文化混雜性不可套用中/西、傳統/現代、本土/世界的二元標簽。梁在1998年訪問柏林，獲得觀察東西方文化的契機，感到文化混雜的無所不在：“由於身處西方回看東方，中間又有機會往返東京的詩會和香港的會議，特別敏感地覺著了東西方種種相同與相異、以及相遇後的混雜與歧生。我逐漸發覺不是有一個西方與東方，而是有許許多多互相混雜產生的東西。”

實際上，梁氏對香港文化問題的思考，也集中體現在他的食饌詩學中。《鴛鴦》從香港的一種日常飲料寫起，深刻揭示背後的象征寓意——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香濃的奶茶，用布袋/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歷時間的長短/影響了茶葉的濃淡，這分寸/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可會壓倒性的，抹殺了對方？/還是保留另外一種味道：街頭的大排檔/從日常的爐竈上累積情理與世故/混和了日常的八卦與通達，勤奮又帶點/散漫的……那些說不清楚的味道

根據作者介紹，這里的“鴛鴦”並非禽鳥、情侶或者纏綿動人的愛情小說，它指的是香港日常文化中流行的一種飲品，奶茶與咖啡的混合。 這里描繪鴛鴦的制作過程，疑問和假設的口吻暗示某種不確定性，說明這種風味是出於高超手藝，否則就失去了強烈的本土特色。詩人認為，鴛鴦是中西文化相遇的結果，所謂“文化混雜”的結晶。他擔心強勢的殖民文化有壓倒弱勢的中華文化之虞，他批評文化嫁接的暴力，暗示不同文化的和平交往、混雜共生的重要，點出香港之本土文化的特色就是這種混雜性，這是一種具有雙重性的文化認同。

香港新界最傳統的菜式是圍村菜，發明人是那些最早從中國南來的農民，其中最有名的菜色當推逢年過節食用的“盆菜”。這種雜燴菜據說起源於南宋末年，文天祥大軍退守此地，當地農民傾其儲備的食物，臨時哈希而成 。

梁氏的《香港盆菜》如下——應該有燒米鴨和煎海蝦放在上位/階級的次序層層分得清楚/撩撥的筷子卻逐漸顛倒了/圍頭五味雞與粗俗的豬皮/狼狽的宋朝將軍兵敗後逃到此地/一個大木盆里吃漁民儲藏的余糧/圍坐灘頭進食無覆往日的鐘鳴鼎食/遠離京畿的輝煌且試鄉民的野味//無法虛排在高處只能隨時日的消耗下陷/不管願不願意亦難不蘸底層的顏色/吃久了你無法隔絕北菇與排魷的交流/關系顛倒互相沾染影響了在上的潔癖/誰也無法阻止肉汁自然流下的去向/最底下的蘿卜以清甜吸收了一切濃香

盆菜由眾多的食材層層堆積而成：上層是肉類、海鮮或鮑魚或海參等罕見食材，中層通常是豬肉、幹冬菇等東西，底部是白蘿卜、豬皮及豆腐等家常食材，貌似等級森嚴，其實賣相可觀，亦符合營養學原理。詩的第一節由食物引出民間傳說，其意並不在於抒發思古之幽情。帝王將相從習慣於鐘鳴鼎食，到離亂生涯中嘗試鄉民的野味，最後產生了大受民眾歡迎的菜肴，這是王綱解紐、禮崩樂壞導致了世俗化和平民化現象。第二節提升到文化象征的層次，暗示打破階級壁壘與地理疆界、展開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梁氏認為，中心與邊緣、高蹈與通俗、大傳統與小傳統、都市文化與鄉土文化，兩者不是二元對立、涇渭分明的關系，它們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影響，實乃大勢所趨，就像盆菜中的肉汁由上而下的流向，再也自然不過。在詩集《東西》後記中，梁氏坦承：“《食事地域志》里寫香港新界圍村節日的《盆菜》，這種層層混雜各種肉與菜的食物，也啟發了我用一種拚湊各種不同聲音和觀點的手法，以表達我們對九七的覆雜心情。”進而言之，這首詩也可說是關於文化認同的一則形象化證詞。霍爾指出：“像每種歷史性的事物一樣，文化認同經歷了持續的變形。

它絕非永遠固定於本質主義化的過去，它受制於歷史、文化和權力的持續不斷的遊戲。” 香港盆菜的傳奇身世也正是出於歷史偶然性、政治實踐和社會風俗的互動，梁秉鈞回溯歷史風雲，表達的是一份鎮定、樂觀和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