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如此沈湎於食物的文化屬性，如此看重日常生活的價值，這種思想意識牢牢植根於（後）殖民地香港的歷史情境。而且，否定國家意識形態是包括梁氏在內的許多香港作家的共識，這形成了他們在文藝理念上的“香港特質”。可以想見，當梁氏果斷解構了國族主義的宏大敘事，那麽，剩下來的只有具體實在的物質生活了。套用杜讚奇的說法，梁氏這個寫作策略，或可名之為“從國族拯救食物”(rescuing food from the nation)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香港歷史情境中的“位置性”是梁氏思想立場的根源，但是，我們要想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及其政治價值，就必須把自己從這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超越“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種庸俗的黑格爾主義，盡量貼近歷史現場，針對“革命”這個理論問題展開批評性的辯難和思考，如此才有可能獲得生產性的、創造性的見解——這也許是梁氏的食饌詩學為我們提供的啟示吧。4

三、文化交往與認同政治

論及梁氏的飲食書寫，文化批評家周蕾敏銳地發現：“在梁的詩中，物質的實際存在和中心性成了老生常談(commonplace)與共處(common place)的共同表達：‘常談’之義包括陳腔濫調、平庸、乏善可陳而率直地存在的對象；‘共處’之義則指一個人與人相遇，物與物交接，一個互動性和相向性被積極地重新創造的場地。正如梁在他一本散文集《書與城市》中所提及，他最關注的題目是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 或者易言之，通過銘刻飲食的物質符號與象征寓意，梁氏針對文化議題展開了深入思考，其中包括：跨文化交往的原則、香港的身份認同與文化政治、全球城市與文化混雜性。

1，跨文化對話與文化認同·不同文化間的交往和跨文化對話是人類歷史的常態，在全球化時代更是無處無之。如何在“自我”的意識中斡旋關於“他者”的知識、達到對於對象的深刻理解，是一個闡釋學的問題。梁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他說自己曾有遠行歐美的經驗，“來往之間，特別感到遊離不定，在不同文化中間遊走，有時也可以幫助自己調整不少成見，回到居住的地方，想從文化參差的比較想下去。” 在詩集《東西》後記中，他有如下見解—— 

當我們嘗試用另一種文化能夠接受的觀念去解釋自己，我們可又擔心會失去了原來的具體樣貌，原來的文化意蘊。……(省略號為引者所加)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說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為對方造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里，感到荒謬之余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現其他種種可能的看法與關系。我們固然看到，像在德國樸茨坦無憂公園所見，西方傳統上有不少臆想制造出來的中國茶室，有時有些猜想和誤讀也未嘗沒有帶來一些有創意的想法；另一方面中國近百年來對西方的接觸與想象，有時帶來新的視野，有時也帶來自我否定與自我歪曲。 

傳統闡釋學家施萊爾•馬赫、狄爾泰強調闡釋者要超越自身的偏見和曲解，重建文本所暗示的本來的生活世界，以獲得作者的主觀意圖為終極目的。但是，現代闡釋學家伽達默爾則認為，闡釋者和對象一樣具有歷史性，理解不是重建而是調解、是一種包含其自身的闡釋學情景的創造性的過程；因此所謂的“偏見”並非必然是錯誤的或不正確的，並非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真理，它其實為我們整個經驗的能力構造了最初的方向性。 梁氏的觀點呼應了伽達默爾的理論，他超越民族主義情操，以平常心打量東西方的文化交往，通達地認為其間總難免有偏見、誤解和臆想之處，西方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想象，以及東方人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理解，正是跨文化對話中的常見現象，也未嘗沒有新的視野和創造性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