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的《北京栗子在達達咖啡館》是一首有寓言意味的詩作。抒情自我置身於瑞士一家展示前衛藝術的咖啡館，觀賞舞台表演，感嘆瑞士人對於中華文化的探訪，只是出於對古老神秘中國的好奇心而已，他們在舞台上戮力展示的氣功、針灸等表演，變成了滑稽低俗的商業消費活動；梁氏覺得，如果超乎事物的表像去觀察真實的中國，那麽，“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出“實驗劇”，充滿不同利益集團的噪音。準此，眼前這場文化交流的好戲到底有多少成果可言呢？詩的結尾推出一個特寫鏡頭——北京栗子不大喜歡古怪的咖啡店/鮮綠襯得它有點貧血/它在陰影中照相失去焦點/一不留神又不知滾到哪個角落去了/另一方面這些時髦的咖啡店/也沒有善待我們來自農村的同胞/對它的滄桑一點也不感興趣/勢利地嘲笑紆尊降貴地保持沈默/想在它平凡的硬殼上獵奇又宣布失望/唉呀，文化交流真是不容易的一回事！

土氣的“北京栗子”越洋過海，來到瑞士的摩登咖啡館，它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外形顯得貧血蒼白，呆在陰影中不是眾人注意的焦點，它茫然無措，尷尬失態。市儈的客人們對於歷史滄桑的北京栗子沒有絲毫興趣，有的發出勢利的嘲笑，有的保持高貴的沈默，它平凡的外表也無法激起人們的獵奇沖動。最後，詩人以“卒章顯其志”的方式，感慨文化交流的困難重重，可謂畫龍點睛之筆。

文化交流的困難，不僅體現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即使在來自亞洲國家的族群之間，照樣有交流上的隔閡。《菜幹湯》寫於1997年，敘說一群香港人在加拿大唐人街的一個中餐館聚會，他們發現鄰座的一對越南新人正在舉辦婚禮，而“我們”食用了傳統粵菜“菜幹湯”，喚回舊日的集體記憶，想起菜幹的制作、親情的紐帶、個人的離散海外；然後，詩人從散漫的對話和內心獨白中揭示一系列問題—— 

孩子們不欣賞這怪味道/我上次喝菜乾湯——甚麽？聽不清楚，/你說甚麽？——一定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孩子們沒有黴雨的記憶，不喜歡/曬幹或腌制的蔬菜，他們埋怨/這過氣的唐人街酒家，擠滿了亞洲人/吃的東西都太鹹（我該怎樣解釋菜幹的/來源？怎樣由過去的口味變化到今天？）/埋怨大廳那兒越南人還在高聲唱歌/教我們沒法交談。唉，他們好似想保存/過去的生活方式在一個陌生的世界里/是一場婚宴啊，好像那麽開心/如果我們聽懂他們的話，能從布滿皺紋的嘴角/喧鬧的聲音里聽懂他們的歌 

在過氣的唐人街酒家用餐的華族兒童，不喜歡帶有地緣特色的傳統粵菜“菜幹湯”，也不關心它的身世來歷和口味變化，這暗示的是華族文化在現代世界的無可奈何的沒落，以及成年人與兒童之間的代溝的凸顯。重要的是，正在進行中的越南人的婚宴儀式，不能引起在場的華人的共鳴和興趣，他們想在一個陌生世界里保存過去的生活方式，看來已經不大可能了。抒情自我感慨的不僅是傳統文化（華人的，越南人的）在現代世界的衰落，而且還有不同種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隔閡。除了華族人士之外，在這首詩的第一、二節還出現了拿著麥克風高歌的越南男子、開雜貨店的柬埔寨人、開外賣店的泰國人，這說明溫哥華是一個全球城市(global city)和離散城市(diasporic city)。梁氏的言外之意是：由這些“跨國弱裔”(transnational minority)維系的多元文化，不僅需要得到強勢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接納，更需要弱勢族群之間的相互溝通、彼此欣賞，這或許正是費孝通倡導的“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文化態度。

不過，梁秉鈞在文化上的看法又是辯證的：一方面，他樂觀地相信，文化交往、跨文化對話難免誤解和隔閡，但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另方面他批評純粹的、世界性的大同理想，強調諸種文化的歷史性和差異性，以及認同政治之無所不在。《青蠔與文化身份》寫“我”與友人參加比利時的“國際藝術節”，聽到不同的藝術見解，於是從一道名為“青蠔”的食材，思考“文化身份”的議題——都說青蠔沒有身份的問題，/也許是這樣？在布魯塞爾/我們照樣吃加拿大的青蠔/那位來自大陸的第六代導演老在說/藝術是純粹的、世界性的。東方？/西方？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分別。/捷克的小說家，他認為，還不是/照樣寫出了法國式的小說！/那青蠔呢？/可我總覺得不是那麽世界性/有些地方養得肥美，有些幹癟/由於營養不良，或是思想過度/不計代價地發展工業的地方/化學肥料流入河里，令青蠔/變了味道。有些連帶著泥沙/有些盛在銀盆里，用白酒煮/用豉椒炒，肯定適合不同的口味。/那我們呢/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口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