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今天湊個熱鬧，談談我的回憶。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臺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臺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臺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臺灣六個年頭，這六年間他對臺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臺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作重要新聞，臺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作家開會談「胡適在臺灣」，好像應該從文學的角度談他。胡適在臺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這一部分說來話長，還是先談文學。

今天回想起來，胡先生對臺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大關心。他是反共的，一九五○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他沒說話。他是主張創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現代文學已經初展，爭議已經出現，他也沒甚麼表示。他開創中國的白話新詩，他在臺灣也不談詩，詩人也不找他請教。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

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臺灣，這是大新聞，很多人自動到飛機場歡迎他。我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采訪記者趕到松山機場，還參加了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時都說他回來擔任政府的職務，也有人說他要組織政黨，新聞界對這兩件事興趣很大，他用太極拳應付過去。

終於有人問他對文藝運動的看法，他很認真的說，「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這是他第一次談到文藝，只有三言兩語，那時我是個文藝青年，心裏很納悶，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藝，大作家正是被領導的對象，我不懂他是甚麼意思。終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五百年。」從他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的反共文藝運動是個政治運動。

一九五八年，臺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胡先生講〈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演講有現場錄音，事後又記錄成文字，有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

政府對文藝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我們的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體裁，我們的作風，我們用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只有完全自由這一個方向。

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因為人是個人。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前，他在文協有一次演講，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國通訊社的報導，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聲音也拉長，同時两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表情很悲愴。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我聽過他很多演講，只有這一次看見他這樣「柔情」。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後，臺北文化界紀念五四運動，請胡先生演講。他說起當年他提倡文學改良，陳獨秀把「改良」換成「革命」。他提到文學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都是老生常談，可是胡先生不管說多少遍，大家還是愛聽，這是他的魅力，我沒見過第二個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講，他特別提到他們對新文學創作「提倡有心、實行無力」，他提出魯迅和周作人，稱讃了兩句。那時臺灣無人敢公開說出魯迅的名字，而且魯迅當年罵人也沒饒了他，他「外舉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風範。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

一九五九年，中國廣播公司播出《紅樓夢》，我跟胡先生有近距離的接觸。播送《紅樓夢》是曾虛白的構想，他作過中國廣播公司代總經理，他在任的時候，中國廣播公司條件不足，「拿不動」這個節目。一九五九年，時機成熟，節目部主任邱楠著手實行，曾虛白雖然離開了中廣，但答應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全力支持。曾虛白的老太爺就是曾樸，《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適熟識，他打電話給胡先生，請他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然後節目部主任邱楠帶著我拜訪胡適，那時中廣還沒推行「制作人制度」，開辦新節目先由編審組作業，再送到導播組，我是承辦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