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當地時間17日早上），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毫無征兆”地長逝於他在聖盧西亞的家中，享年87歲。得知這一消息後，我隨即寫下了如下詩句：“一個偉大的詩人離去了／有人在讀他的詩／有人會寫文章悼念／而我走到一幅畫前／突然間，那畫框變成了窗口／整個荷馬以來的大海／向我湧來……” 

不像布羅茨基的英年早逝，帶給我們以震驚和哀痛，沃爾科特的離去，讓我想到的是他自己雄偉而從容的詩句，或者說，我是在傾聽那“偉大的六音步詩節”是怎樣“拍岸到達終點”。（見《海葡萄》）

同時，這些年來我們與這位詩人的“因緣”也浮現出來。我甚至有機會見過他一次，那是在1993年的倫敦，距他頭年獲諾獎只隔半年時間，他如約赴倫敦南岸藝術中心朗誦。令人激動的朗誦會後，我排在長長的讀者隊列中間。我還受國內朋友之托詢問他出版中譯詩選一事，他讓我同費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聯系，然後，就忙著為下一個簽名了。 

當然，中國的出版社那時還不可能購買版權，但譯介這位詩人卻是必須的。1995年前後，我和沈睿編選出版的《最明亮與最黑暗的：二十家諾貝爾獎獲獎詩人作品新譯》、《鐘的秘密心臟：二十家諾貝爾獎獲獎作家隨筆精選》都以沃爾科特開篇。為使中國讀者更多了解，我們還合譯了布羅茨基評介沃氏的著名文章《潮汐的聲音》。（見《鐘的秘密心臟》）

正是在組織翻譯的過程中，沃爾科特作為一個詩人的非凡天賦和力量令人眩目地呈現在我面前。如他那篇《安娜》（郭良 譯）“穿過你的秀髮我走進俄羅斯的麥田”“你是全部的安娜，／你的胴體有個厭世的驛站”，多麽動人！再如那首《瑪麗娜·茨維塔耶娃》（沈睿 譯）：“這是暴風雨的季節，茨維塔耶娃，／而大海低著頭像一匹馬一樣站立”，簡直太好了！他以驚人的詩藝將加勒比海岸的酷熱（“我的乾渴長進生銹的水龍頭”）與俄羅斯的冰雪“焊接”在一起，真是令我驚嘆。至今這幾首譯詩已成為“經典”，這些年來經常被人們提起。詩人胡桑就曾專門談到上高中時從圖書館借到《最明亮與最黑暗的》一書後，《瑪麗娜·茨維塔耶娃》一詩對他的“開天眼”般的震撼。 

而布羅茨基在《潮汐的聲音》中對沃氏詩歌的特質、對他作為一個“邊緣”詩人卻又突入“中心文明”、使文明的生命得以展露的論述，也使我深受啟示：“與眾所相信的相反，邊緣地區並非世界結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闡明自己的地方。”這樣的話不僅很精彩，也著實令人振奮。我那時曾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和闡述了這句話，因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正值一個商業文化、大眾文化興起而詩歌被“邊緣化”的時期，我們由此可以想見布、沃這樣的詩人對中國詩人的激勵。

另一次與沃氏“相遇”的機會是2013年5月，我應邀參加德國明斯特國際詩歌節，而這屆詩歌節的大獎是給沃爾科特《白鷺》的德譯本，沃爾科特本人也要來。我們去時，書店裏已貼有他的大幅畫像，雖然詩人因為身體原因最終未來成，不過，我已切身感受到德國詩界對他的敬重，也有機會同《白鷺》的傑出德譯者Koppenfels教授交談，他這樣告訴我：“沃爾科特的每一行詩都值得譯成德文！” 

而在我們這裏呢，由於種種原因（比如版權問題），我們的中譯與沃氏詩歌本身的廣闊幅度和內在活力都很不相稱。除了散見的翻譯和2004年一本影響不大的詩選（傅浩 譯，河北教育出版社），直到2015年，廣西人民出版社才推出了程一身翻譯的《白鷺》。

《白鷺》喚起了中國讀者對沃爾科特的再度關注。詩人的這部晚年詩集也讓我深深佩服。它不是偶發的、散漫的寫作，而是調動了一生的資源，來集中寫時間、記憶和人的最終拯救的主題。詩人不想像一頭老獅子一樣等死，而是再次上路，追隨著那變動不居的神秘飛禽，在過去與現在、神話與現實、永恒之美與當下的衰敗之間穿行。他要盡量捕捉到那一個個“恩賜”的瞬間，並以此對抗時間的消逝，人生的虛無。可以說，沃氏的這部詩集在整個文學史上都很少見，他寫出了一個成熟而又不滿足的無窮無盡的老年。 

興奮之余，我曾為《白鷺》寫了書評。這部詩集廣闊的音域、閃光的細節和史詩般的筆觸，都使我動心。在我看來，詩人在其晚年不僅保持了創作的活力，他還展開了更為奇異的想象力，並由此帶出了激越的音調：“在夜裏，星星／是漁人遙遠的篝火”，而熱那亞，米蘭，倫敦，馬德里，巴黎，“不是輝煌的城市，／而是捕蟹者的火把……”（《消失的帝國》之二），這透出了怎樣的一種眼光！

在今天看來，《白鷺》已是詩人的封筆之作。諾貝爾獎並不能使他滿足，寫出這樣一部對自己一生進行藝術總結的詩集，他才可以和他的繆斯——那些神秘的白鷺——說再見了。而同時，他又把她們永遠留在了自己的詩中，任其翅膀發出拍打聲！ 

沃氏謝世的消息傳來後，媒體紛紛引用了布羅茨基那句話：“今日英語文學中最好的詩人”。這樣的贊譽可能有人不以為然，但無人否定在整個世界詩壇上，沃爾科特都是一種巨匠般的存在。這樣的詩人即使離開了我們，也仍會散發出持久的余熱和影響。 

這是一位跨越文化邊界，以罕見的創造力，重新探測和塑造一個“語言帝國”的詩人。諾獎對沃氏的授獎理由是“具有偉大的光彩，歷史的視野，獻身多元文化的結果”，作為一位加勒比海岸之子，詩人自述身上帶著“荷蘭、黑人和英國血統”。可以說，他的創作生來就帶有文化“混血”的性質。但他不僅受其血液和本能驅使，他更是一位有著高度語言自覺和宏偉抱負的詩人。正如布羅茨基所說“他用來寫作的語言是一種跨越大西洋的語言，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帝國的語言：這並非指不列顛的殖民統治，而是指一種能造就一個帝國的語言”（這本來是布氏評價奧登時所說的話，用在沃氏身上也正合適）。這就是為什麽詩人一再書寫“帝國”主題，他書寫的，不僅是一個空間地理上“消失的帝國”（“它的勝利成了空氣，它的疆土變臟……”“隨後是沾滿塵土的托缽僧和撒哈拉沙漠的寂靜”，《白鷺·消失的帝國》），更是時間上的、文明和語言記憶上的；他那些活力四散的詩，不僅有著廣度，還有著縱深度（如他向荷馬致敬的巨作“Omeros”）。他的目的，不僅是在一個混亂的年代使文明顯露、“免於崩潰”，而且要與本源“諧韻”！

在我看來，這種非凡的詩學努力不僅造就了一個“以文學的歷史之舌說話”的詩人，而且煉就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創造力和詩歌創造力。正因為如此，其重要性遠遠超出了那些受限於各自“小小的教區”的詩人。的確，比起很多詩人，沃氏不僅是一位集大成者，而且給我們帶來了新鮮、巨大的活力和文化張力。 

讓我和很多中國詩人深感親切的，是沃氏獻給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的詩篇，我本人也特意譯過他書寫帕斯捷爾納克的《安全通行證》。這種對俄羅斯詩歌的特殊關註，不僅顯現了對他者的想象能力和體認能力，也給他帶來了新的精神參照和活力。或者說，這種橫貫了熱帶和凍土帶的詩歌整合力，使他最終屬於那些苦難、高貴而又富有創造力的偉大心靈。沃爾科特的詩歌屬於我們這個跨越語言文化邊界的時代，並且註定會指向未來。 

啟示還有很多。再比如說，他有著大自然一般的創造力，其創作世界豐饒，迷人，感性，充滿活力，但同時，在他那裏一直有著“朝向經典”的努力。他堪稱一位詩歌樂器的大師，精通英詩的各種形式和格律，體現了高超的駕馭能力，但他又一直是一位藝術的學徒。他聲稱“詩歌是追求完美時流淌的汗水，但必須像塑造額頭的雨滴那麽清新”。在一個粗痞的、泥沙俱下的年代，這難道不應該使我們警醒？ 

一個偉大的詩人離去了。他的離去，標誌著一個以他自己和米沃什、布羅茨基、希尼等為代表的詩的時代的結束。在世界詩壇上，要出現這樣群雕般的巨匠，我們尚需要耐心等待。但不管怎麽說，他們為我們開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他們留下的詩，在未來的日夜裏，依然會是撞擊我們心靈的“拍岸浪花”。我們只能以更加艱巨的創造，來向他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