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鈞之“飲食書寫”中關於香港命運的思考，其實不在少數。他流露的心情除了樂觀坦然和自尊自信之外，也有不難理解的焦慮不安。1995年，香港即將回歸久違的祖國，有人恐懼於“九七大限”，於是移民海外，以求“避禍自保”。針對這種躁動的社會意識和跨境流動的現象，梁氏坦率地說道——

也許你會想到我們一些朋友，（其中當然也有詩人），因為覺得香港越來越難安居，不得已移民海外。其實，對於他們和對於我的詩來說，現實的遷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頓，都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如果我覺得家園變成陌生地，那並不表示多有陌生的異鄉都可以輕易變成家園。人的遠適異國，正如詩文之翻譯成另一種語文，都是一個覆雜錯綜的過程，冒著喪失自己被吞沒的危險。 

即使生長於斯的家園也有可能變成“異鄉”，但是，陌生的異鄉也未必能夠輕易變成親切的“家園”， 彼時的香港人的心態，遊移在家園和異鄉之間，有太多的疑慮、仿徨和無奈。既然對於梁秉鈞來說，“遠適異國”不切實際，不如索性留下來，近距離觀察世事流轉和人心波動。1997年農歷除夕，距離回歸只有半年時間，梁氏寫下一首新詩《除夕盆菜》，流露他對於“九七大限”的惶惑與猜疑。這首詩雜糅了敘事、描寫、對話和獨白，拚貼猶如萬花筒一般的零碎鏡頭，制造出強烈的“末路狂歡”效果。更為可觀的是，梁氏交錯描繪進食盆菜的過程以及各階層食客的心態，後者包括：官方的安撫和統戰，百姓對經濟危機的憂慮，以及無所不在的疲倦、亢奮和茫然的情緒—— 

……香港協會新界西地區委員會/和航運界舉行除夕餐舞會。慶回歸。/迎九七。錦繡年華。風雲群英會。/排山倒海而來。用計算器算要交的稅。/下月要起租了。總在翻尋不同的東西。不知放到哪里去。/交通混亂。留下大堆的垃圾。有魚。/有肉。文化打手陰魂未散，又再冒出頭來。/提醒有司小心獨立的腸臟。注意分離和顛覆的骨頭。/溫暖的感覺。“像母親伸出雙手迎接遊子。”/他中氣充足地說。我們也想好好過日子。/一個坐在車廂里的人。一個走路的人。/一個露宿的人。一個有粉紅色勞斯來斯和馬桶的。/一個在墻上塗鴉自稱九龍城皇帝的人。手舉起。/筷子舉起在半空。有些說不分明的甚麽就在門坎外。 

“九七大限”變成了一個流行於香港社會的詛咒和讖語，背後是對於民族-國家的深沈的憂懼與猜想。那麽，香港作家應該如何去想象一個寬廣開放而又切合實際的願景？香港脫離殖民主義之後，是否仍然回歸民族-國家又重演歷史？李歐梵提出，應該超越這兩種二十世紀的模式，走向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化道路，不僅是後資本主義時代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市場之類的經濟說法，而應該追求全球城市中的多元文化主義模式。他認為，這些國際化大都市有多元語言和文化，社會流動性極大，形成多種認同；配合著商品流通、消費文化、多媒體等生活形式，具有挑戰和超越傳統民族-國家的可能性。 顯而易見，這些有關文化設想補充和發展了梁秉鈞等文藝家的思想認識。 

結語：食物的文化傳記 

在詩文集《食事風景》中，梁秉鈞把自己對食物的態度和盤托出：“食物是最樸素也最豐富的語言……我喜歡食物，相信通過食物有助我們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文化。” 大體而言，梁氏食饌詩學的題材有香港、亞洲和世界的脈絡，而且朝向三個層次的辯證對話。其一，透過飲食的命運流轉，講述“離散族群”的身世，卻不鼓吹回歸故國原鄉、中心、起點的文化本質主義，而是對落地生根的生活保持善意的同情心。其二，描繪“亞洲食物”的文化傳記和價值政治，觸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議題，但是超越了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並且由食物而聯想個人在歷史風暴中的處境，諷喻社會主義運動和革命政治，強調民生智慧對百姓的重要性。其三，透過食物去深思香港的（後）殖民處境、文化認同、文化混雜性與全球城市的意義。識者以為，“梁氏不單拒絕那種傲慢地不屑以食物入詩的態度，更對食物抱有誠懇的思考，因而最終開啟一個全新領域，以探討食物究何所指此一課題，尤其在後殖民、後現代的香港時空中。” 確乎如此。我們從這種食饌詩學中所發現的，不僅有生動有趣的“食物”的文化傳記而且有深邃微妙的“價值政治”，這甚至延續下來，形成了梁氏之文學寫作的“晚期風格”(late style)。

但是，閱讀梁氏的食饌詩學，人們在肯定其高才碩學之余，亦不免產生“審美的疲勞”。當梁氏對飲食文化讚嘆不止，解構民族主義和革命敘事，一些問題也隨之出現了。人們不禁對作者的思想立場發出叩問：既然“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抗議，既然中國、亞洲、世界都卷入了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海洋，既然飲食文化擺脫不了這一意識形態的重重糾纏；那麽，人們該如何去設計新的歷史視野和理論構想，去重新思考二十世紀的全球社會主義實踐和“革命遺產”及其政治價值？既然食物離不開現代民族-國家的地理、政治與文化的制約，那麽，人們應該如何通過食物的眼睛去重新評價“民族主義”及其正面意義？梁氏的詩學，已經碰觸了食饌詩學的文化認同與種族維度（例如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關的那些作品），那麽，蘊含在這種飲食文化中的“階級意識”與“性別政治”，如何在文學想象中得到有效的清理？這不但是梁氏本人無法回避的問題，而且也是所有香港作家必須面對的問題。

（注釋略；本文刪節本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