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張松建（1972-）的《抒情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論者被譽為“真正縱觀中國現代詩學全局而能縱深開展專精研究者”[1]。較之他2009年出版的第一本專著《現代詩的再出發》而言，這本專書試圖“重構抒情主義的問題史，結識抒情主義從理論到歷史、從審美到政治的轉換蹤跡”[2]。他的研究將時間跨度延伸至30余年，理論視點聚焦於“抒情主義”在中國現代詩學中的衍生與演變，觸及傳統向現代詩學的轉換，足見他多年來研究視域拓展的廣度和開掘的深度。

歷來依托“抒情傳統”結構中國詩學的整體格局，如同堅不可摧的堡壘，奠定了抒情詩的正宗地位。然而，面對當下紛繁蕪雜的詩歌創作生態，針對莫衷一是的詩歌批評標準，究竟漢語新詩的理論與批評出了什麽問題？所謂“抒情本質論”的普遍信仰，是否也存在一定的紕漏與弊端？張松建從問題出發，試圖以懷疑的姿態反思“抒情傳統”引導下的研究、寫作或者閱讀困境。針對中國現代詩研究面臨的窘況，或許選擇重新出發，回到漢語新詩的起點反思具體的詩學問題，就是他為漢語新詩指出的研究方向之一。

其實，“抒情主義”已在焦菊隱（1905-1975）、鄭伯奇（1895-1979）、郭沫若（1892-1978）、穆木天（1900-1971）等筆端嶄露頭角，但若論以“抒情主義”為議題，全面而系統地梳理中國現代詩學，《抒情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無疑是開創之作。張松建有感於中國古今文論中“抒情傳統”的延異，思索西方跨文化觀念影響下的20世紀中國詩學，他別開生面地認為，從“五四”到1949年間，詩學界從不同視角極力追捧的“抒情主義”不單是理論批評界的話語實踐，更映照出中國現代詩學思維的基本構造。

他首先突破西方概念的壁壘，為中國現代詩學的“抒情主義”廓清屏障。與西方Lyricism泛指文藝作品的美學精髓、旨在表現個人主體情緒不同，中國的“抒情主義”推崇抒情詩至高無上的地位，視之為中國古典文學的民族性格。張松建一語診斷出中國現代主義詩學中的“抒情主義”病癥，經過中國本土化詮釋的“抒情主義”，已然淪為唯情感至上、尊崇神秘靈感的古老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而忽略了詩歌內部的覆雜性和綜合性，無視“節制內斂、藝術規範與形式約束”，乃至“壓抑、貶斥和抹殺其他詩歌樣式的合法性”。他跳脫出西方抒情主義的歷史軌跡，提倡詩學理論的歷史性、現代性和中國性，返歸中國本土的文化語境而梳理知識譜系，厘清中國現代詩學中“抒情主義”泛濫的源與流。

一套詩學體系的形塑，需以堅實的理論和細密的思辨支撐。他崇尚話語協商，以商量的姿態解密形態各異的理論話語，探討它們的關聯與差異。為進一步界定“抒情主義”的內涵和外延，“感傷主義”“浪漫主義”“純詩化”“大眾化”等相關概念，在正文與注釋當中皆有詳細的解析，論證思維縝密、井然有序。他追根究底，不流於理論的表層含義，致力於揭穿隱藏在其背後的真實面目，還原“抒情主義”面具下的真實面孔，又呈現為“真誠性”與“真實性”、“現代性”與“時代性”、“有關‘感覺’的辯駁”、“‘崇高’的迷思”四個方面，它們異中有同，不容割裂。他站在理論制高點的批判與反思，鉤織出一張完備而嚴密的理論之網，透徹的概念辨析則撥散了長期以來詩學理論混亂的迷霧。當然，僵化的理論是缺乏生命力的，大多數研究者習慣將理論束之高閣，而忽略批評的實踐意義。難能可貴的是，張松建分析“抒情主義”的多種面向，喚醒了其批評的功能，為化解理論與批評的隔閡、推動詩學的動態化研究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張松建尤其注重詩史互動，以大陸、港台書刊和英文原著第一手史料為基石，穿梭於中西詩歌理論、批評和創作的歷史隧道，以理論架構創作觀念，以文本實踐帶動理論研究。該著展現出一條辯證運動的詩學軌跡，即20世紀初期抒情主義、1920年代後期開始的反抒情主義到三四十年代的深度抒情，彰顯出中國現代抒情詩學演進的內在動力。他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同時兼及理論內部的細小分枝，透過探析梁實秋所標榜的新古典主義之“理性”“節制”、柯克所推崇的“以智為主腦”“情智合一”等，使得“反抒情主義”的各支脈清晰可辨。張松建自由地出入於中外現代詩歌史，談及里爾克對於梁宗岱、馮至、吳興華的濡染，不乏影響研究的特色。不同的詩歌批評家，論點又各不相同。梁宗岱象征主義脈絡里的浪漫情懷與神秘趣味，卻是馮至有意回避的。梁宗岱與馮至同樣受到里爾克的影響，但各自的發展與演進卻不同，張松建的深度比較，充實了詩歌批評史的研究內容。此外，他格外留意由理論、批評聯動出的詩歌文本的響應，旁涉卞之琳（1910-2000）、鷗外鷗（1912-1995）、胡明樹（1914-1977）的創作，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相互闡釋、相互推進，謹嚴之外又不乏生氣。

他探析“抒情主義”的知識譜系、理論內涵和歷史脈絡的論述，可謂從宏觀上為中國現代詩學的研究另辟蹊徑。其經緯相連、縱橫交錯的思維方式，繪制了30年來中國現代詩學面貌的概覽圖。得益於中西比較詩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術背景，跨領域汲取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養料，論者的野心又不拘泥於此，而是將問題拓展向開闊的社會學與深遠的政治學命題下進行研究，窺探中國現代詩學的內部狀況，覓求新的研究視點與方法。詩歌形式與主題的變遷，反映的是現代人的生活經驗和心理狀態。“抒情主義”不僅是審美趨向，更纏繞著社會時代因素，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考慮。故而，美學、政治、技術與市場等因素與“抒情主義”的互動關系，至關重要。換言之，他所論述的“抒情主義”不單專注於理論的推導，不糾纏於美學觀念的框架里，而是由現象生發問題、由問題引發思考，切中與時代環境息息相關的都市化、大眾化的情感現代性，將詩學研究推進更為覆雜的領域。